有導演認為，一個國家如果沒有紀錄片，就如同一個家庭沒有相冊。紀錄片以畫面為音符、情感為旋律，不僅為后人記載下歷史，更譜寫出一個時代的聲音，它本應登上萬眾矚目的舞臺，但由于傳播渠道窄、受眾少等原因，卻一直站在角落。現在，紀錄片也許會成為寵兒，因為—— 

　　紀錄片在新媒體環境下迅速發展，突破了傳統媒體的收視率困局。從產業的角度來看，新媒體讓紀錄片的產業鏈發生了改變和重構，在影響紀錄片市場格局的同時，紀錄片在視頻網站上的商業模式也在摸索中前行。近日，由愛奇藝高清視頻網站主辦的“紀錄·世界”紀錄片論壇在京舉行，包括臺灣業內人士在內的多位紀錄片行業的制作者、發行方、研究者齊聚一堂，共同探討如何制作符合網絡時代受眾特征的紀錄片，以及紀錄片在新媒體時代的價值與營銷模式。

　　新媒體時代

　　更多中國紀錄片走向世界

　　對于紀錄片而言，2011年是值得銘記的一年。從央視紀錄頻道和北京電視臺紀實高清頻道的開播，到中國首部紀錄片藍皮書的出版，到雅克·貝漢的紀錄片《海洋》院線票房的熱賣，再到紀錄片《我的抗戰》在網絡上的熱播，以及一系列紀錄片論壇和紀錄片節的舉辦，這一切都預示著紀錄片的春天來了。不僅如此，越來越多的優秀中國紀錄片開始走向世界。“中國的紀錄片是大有可為的，尤其這幾年紀錄片的制作量、播出量都在增加。近幾年中影、新影、科影制作出來的《故宮》《大國崛起》《鄭和下西洋》等很多好紀錄片都行銷到國際，而且由國際海外媒體播出。”中國電影節目總公司節目代理部副總經理程春麗說道。

　　從播出方的回饋看，紀錄片受眾與需求在不斷增加。中央電視臺紀錄頻道副總監史巖表示：“在過去一年中，紀錄片確實獲得了廣大觀眾的喜愛，央視紀錄頻道的播出情況確實出乎我們的意料，從最早每天的觀眾人群不到2000萬發展到現在的6000萬左右。還有一個現象，想做紀錄片投資的人越來越多，或者說紀錄片市場在急劇擴大，通過市場釋放出的信號可以感覺到需求平臺越來越多。”

　　臺灣紀錄片導演、Cnex紀錄片工作室制作總監張釗維最近參加了一個歐洲和亞洲的紀錄片提案會，在20個國際提案中，有3個紀錄片提案是和新媒體有關的，“紀錄片可以和網絡進行戰略性合作，對于制作紀錄片的人來說，是一個重要的前景。相信紀錄片跟新媒體之間可能產生的關系還有更多的想象空間可以開拓，比如通過網絡舉辦網絡影展，跟網友更多地互動”。

　　新媒體時代

　　制作什么樣的紀錄片

　　據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影視傳播研究中心主任尹鴻調查，中國在線視頻的用戶當中，使用在線視頻的時間已經是看電視時間的兩倍，也有視頻用戶表示他們未來可能不會選擇看電視，不可否認互聯網和新媒體將越來越會成為大眾接觸信息的重要通道。“互聯網這個點對點的傳播方式，其實更適合那些需要尋找受眾的內容。電視上一次性的播出很難讓內容找到特定觀眾，因為不能保證他們此時此刻正在電視機前，點對點傳播恰恰為那些受眾規模不那么大的內容更加準確地找到使用者和熱愛者。所以，互聯網介入紀錄片的傳輸會放大紀錄片的社會效應和影響。”尹鴻說。

　　不受播出時間、地點以及播放數量等條件的限制，準確地定位內容是網絡受眾所期待的觀看效果，相比電視、電影，網絡受眾對新媒體這種傳播方式的要求其實是更為苛刻的，日益增加的網絡受眾的偏好很可能會影響到紀錄片今后的發展樣態，如何在新媒體時代制作符合網絡受眾特征的紀錄片是一個焦點話題。

　　在不久的將來，網絡會讓現有的紀錄片制作格局發生改變，也將逐漸調整未來紀錄片的樣態，更加適合網絡受眾觀看。北京師范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紀錄片中心主任張同道說：“將來出現的紀錄片不再是我們制作好擱在網上播出，而是在制作的時候就考慮到網絡傳播的特點——網絡受眾觀看紀錄片時無時間、地點限制，這種觀看隨意性可以使紀錄片本身變得更加輕盈、在體量上更加短小。”與一般的故事片、娛樂片不同，紀錄片天生就肩負著某種使命，但是在與新媒體的合作中，紀錄片可以嘗試著放下肩上的重擔。紀錄片《我的抗戰》總導演曾海若認為，紀錄片身上有些東西可以卸下來，就是不用給紀錄片過多的責任感，紀錄片的功能性更需要被強調，我們可以在紀錄片里告訴那些喜歡歷史的人更多鮮為人知的歷史情節，給他們提供更多的歷史視角。此外，網絡上相對年輕的觀眾較多，紀錄片應該提供更多的外在形式感的東西去吸引年輕人。

　　每一個熱愛看紀錄片的人都有很強的思辨性，有一定的知識儲備，針對此特點，紀錄片《汽車百年》的執行總導演陳怡希望，今后的紀錄片制作可以更多地考慮到紀錄片制作方與觀眾的溝通性，在這個講究傳播效率的時代，于知識的儲備與提煉中更多地表達自我的觀點，而不僅是單純地記錄，有時候紀錄片的導演更需要是一個“很有思辨性的社會學者”，才能更符合新媒體網絡時代的需求。

　　大多數人傻笑，少數人思考

　　如何讓更多的人看紀錄片

　　“看紀錄片的人都是理性的，不會傻笑，會思考。”一句玩笑話并沒有引來哄堂大笑，紀錄片的小范圍受眾或許是紀錄片發展中的一個根本問題，這不好笑。面對泱泱網絡大軍，如何讓更多的人看紀錄片思考，而不是看娛樂片傻笑，是新媒體背景下的紀錄片營銷需要突破的困局。

　　愛奇藝網站銷售部運營總監葛承志認為，紀錄片的評估應該重質量而非數量，品質才是營銷的關鍵。新媒體時代應該抓住消費者想要什么，才有可能誕生點擊率高的片子。探索頻道亞洲區副總裁張方表示，新媒體為紀錄片這樣的窄眾內容提供了一個更好的平臺，一方面通過收費機制的形成，網絡在將來對于紀錄片業務的成熟發展的功效甚至可能會超越傳統的電視；另一方面，基于網絡科技的發展，新媒體無疑是便利的，其呈現品質也毫不遜色。問題是新媒體能不能為內容找到一個良好的營銷模式，比如，讓用戶在可接受范圍內付費訂閱，同時吸引更多的廣告主，針對不同類型的紀錄片觀眾做專業的廣告。

　　與傳統媒體相比，新媒體可以更精準地綁定渠道與用戶，這一點令紀錄片的制作方和發行方感到欣喜。《我的抗戰》總制片人胡小路在總結網絡熱播的經驗時說：“新媒體為紀錄片提供了更廣闊的播出空間，持續推廣的時間也比較長，最重要的一點是它可以讓我們知道觀眾在哪里，掌握精準的受眾，我們就可以為喜歡我們的觀眾制作片子，從而綁定適合的渠道和客戶。”曾經，與視頻網站的合作為紀錄片《臺北故宮》帶來了豐厚的點擊率，發行方良友北京文化傳媒有限公司總經理徐秋麗說起新媒體與紀錄片營銷也頗為樂觀，她認為網絡受眾就看他們想看的東西，新媒體加盟運營可以把一部紀錄片變成從創作到播出的事件性營銷，這對于紀錄片的推廣和參與其中的制作方或者是有意合作的朋友都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在良友紀錄片的成交簽約額中有近1/3的貢獻來源于新媒體，這是一股非常強勁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渠道。在新媒體時代，未來傳播方式很可能都是新媒體主導的方式，紀錄片前景會很美。”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