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角七號》的票房收獲5億新臺幣，如果我不趁熱打鐵做《賽德克·巴萊》，那就是對不起自己。

　　早先，看到關于“霧社事件”的漫畫引起了我的興趣。“霧社事件”跟我想象的不一樣。在教科書里面，關于“霧社事件”的記述只有兩行字，是抗日戰爭中間的一段歷史。沒想到臺灣曾經發生過這么壯烈的事件，短短的兩行字里包括這么精彩的故事，我花了很長時間去把《賽德克·巴萊》的劇本寫完，希望有機會把它拍出來。它講述了臺灣在日本殖民統治時代，賽德克族面臨滅族危機，勇敢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故事。我想做一個有實驗性質的電影。《賽德克·巴萊》的籌備其實是個很長的過程，要早于《海角七號》。當時心想，如果有人給我投資500萬到700萬新臺幣，我就去拍。我對《賽德克·巴萊》的設想是大氣的，有些好萊塢大片的風范。在找錢的過程中，《賽德克·巴萊》的每個鏡頭我都想了很久，對于如何去拍，我胸有成竹。

　　拍一部電影的最初動機并不重要，對我來說，這是非打不可的仗，怎么打才是關鍵問題。當我明確地知道不會有人給我投資的時候，我便有了偏于浪漫的想法，認為找1000萬新臺幣的投資跟找1億新臺幣的投資都很難的時候，那我為什么不先找1億來拍《賽德克·巴萊》呢？但我的想法還是過于天真了，找投資太困難了。到了2006年，我覺得不能再這樣下去了。事實是殘酷的。于是，我才寫了《海角七號》的劇本，這源自之前看的一個新聞。由于信封上寫的是舊地址，郵遞員送這封信送了3年才送到。我想，如果這背后有一個愛情故事那該多浪漫。在這部電影里，新舊事物融合在一起有一種反差。《海角七號》有憤怒的因子在里面。在為《賽德克·巴萊》找投資的時候，有人告訴我，超過2000萬新臺幣就不會收回成本，寫本土的故事就不會有票房，沒有明星更不可能有票房。我一賭氣，就寫了個完全本土的故事，不要明星參演，把成本提到4000多萬。后來，《海角七號》的票房收獲5億新臺幣，如果我不趁熱打鐵做《賽德克·巴萊》，那就是對不起自己。

　　《賽德克·巴萊》的歷史資料找起來不難，只是鮮有人去翻閱。我發現，資料里有很多矛盾的地方。因此，我便去原住民的家里和健在的老人了解情況，正好一個畫漫畫的朋友要拍“霧社事件”的紀錄片，我就跟他去了。片中，很多歷史矛盾都是真的，為了讓劇情順暢，整個安排要錯落一些，虛構一些人物，把故事集中在幾個人物上，從信仰的角度切入，因為臺灣觀眾對原住民的生活特別感興趣，我把片長就做成了四個半小時，里面有很多關于原住民的生活細節。

　　由于事前做了很多工作，因此，我主觀地認為投資方會和我一樣充滿信心。可是，我一開工，很多投資都撤走了。那時，我已經花了過億新臺幣了，投資的撤離，讓我騎虎難下，我只好邊拍邊借。剛進入實際操作層面的時候，我對整部片子的預算是3億新臺幣左右，想把《賽德克·巴萊》拍到最好，因為有外國團隊的介入，所以整體費用會高一些。倒不是因為外國團隊的開支很大，竊以為，既然已經是跨國制作了，那就要有跨國作品的氣象，把品質提高，最終定為5億預算。原本預計6個月能拍完。可是臺灣的天氣多變，尤其是在山上，根本沒有四季，風說來就來，霧說下就下，一般的天氣狀態是，早上有太陽，中午沒太陽，晚上起霧，這消耗了我們很多時間，最終花了11個月才拍完。這也導致了預算超支，事實上花費了7億新臺幣。《賽德克·巴萊》在臺灣有8億新臺幣的票房，但還沒完全收回成本。

　　現在回想起來，拍電影的過程中，自己充滿了抱怨，抱怨那些答應借錢給我的人，為什么后來又不借了。可是，電影完成泯恩仇。事后，我也能站在對方的角度想了，如果我是投資人會不會把錢投給一個沒有把握的項目。這其中，也很感謝那些幫助我的人，如果不是他們借錢給我，《賽德克·巴萊》也不會如愿殺青。

　　現在，我在臺灣拍電影，會使用當地的題材，當地人的思考方式，講述起來得心應手。但是如果我到內地，比如來北京拍電影，我想我可能也會用臺灣人的視角來講述。因為，如果從我把自己假想為北京人來敘述，把握不好，很可能會被人嘲笑。

　　（本文系本報記者張成根據魏德圣3月9日在北京大學“《未盡之路——賽德克·巴萊幕后全記錄》對談交流會”上的發言錄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