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視察襄城縣農村  宋海燕 攝

　　宋海燕 攝影家，攝影理論家，主旋律理論創始人。1931年出生于河南省郟縣，解放戰爭時期正在上初中的他，投筆從戎，參加革命。1950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河南日報》記者、中共許昌市委宣傳部文藝科長、許昌市文聯副主席、許昌市攝影家協會主席等職。1956年開始攝影藝術創作，代表作《毛澤東視察襄城縣農村》，曾以“優秀的新聞攝影作品”被專題電影《毛澤東主席在農村》用作開篇鏡頭。改革開放以后，面對西方文藝諸多“新觀念”的沖擊，1986年在一篇題為《淺論攝影藝術“新觀念”的“新”》的論文中，最早提出了主旋律理論，接著又通過《中國攝影》、《大眾攝影》、《中國文化報》、《中國攝影報》等報刊，發表攝影藝術主旋律系列評論文章。

　　“要高度重視文藝理論研究，加強文藝評論隊伍和陣地建設，支持開展積極健康的文藝批評。”這是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國文聯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中，對各級黨委、政府、文聯和廣大文藝工作者提出的要求，所指出的，也是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要害問題。近年來，文藝評論（文藝理論、文藝批評）逐漸式微，這是不爭的事實。然而，“菊殘猶有傲霜枝”，在非常困難的條件下仍然不乏有堅守崗位、不計名利、埋頭苦干，并且已經取得積極成果的文藝評論工作者。集藝術性與科學性于一體的主旋律理論，就是新時期取得的經得起實踐和歷史檢驗的文藝評論成果。在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70周年前夕，我又一次來到河南省許昌市，訪問了81歲高齡的主旋律理論創始人宋海燕。

　　主旋律：從攝影理論到文化方針

　　宋理：宋老，您好。我們又見面了。您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提出的攝影藝術主旋律理論，在攝影界繼而又在文藝界，曾經引起過激烈爭論，造成了深遠影響。對此，我曾經對您進行過專訪，并且寫成《業余理論家宋海燕的故事》一文，發表在2003年6月6日出版的《中國攝影報》上。轉眼之間，二十多年過去了。2011年10月18日，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 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弘揚主旋律”又被寫入這個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文獻之中。當初您是怎么提出主旋律理論的？

　　宋海燕：主旋律理論的提出，有遠因，也有近因。先說遠因。1958年8月7日，偉大領袖毛澤東同志到河南省襄城縣農村視察工作，當時，我作為《河南日報》記者跟隨采訪視察活動。當我在雙廟鄉郝莊村的一塊農田里為毛主席拍照的時候，他老人家指著身邊一塊豐收在望的谷子寬厚地對我說：“不要光照我，應該照這。”緊接著，毛主席興致勃勃地領著時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和省委書記處書記史向生，一塊走進谷地里，說：“咱們在這里照個相，叫北京人看看您這里的莊稼。”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我連忙舉起相機進行拍攝。于是，一張毛主席頭戴大草帽、身穿白襯衫、站在豐收谷子地里的合影照片誕生了。這是一幅轟動一時的攝影作品，除了當時許多報紙競相刊登外，1958年第9期《新聞戰線》，還把它冠以“優秀的新聞攝影作品”在扉頁上發表。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錄制的專題電影《毛澤東主席在農村》，也把這幅作品選作開篇鏡頭。毛主席當面交給我的照相任務已經出色完成了，但毛主席的話卻像打字機打到我的腦海里，一字、一字，久久不能忘懷。“應該照這”——他老人家當時所指的“這”，雖然只是一塊具體的谷子，但是它的含義卻遠遠超出了谷子的范疇。早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他就指出：“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現在他又具體要求我們攝影家的鏡頭，要對準生動的建設實踐，為人民群眾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此時此刻我猛然領悟到，他不僅是叫我照相，更是在“教”我照相。根據自己對毛主席這一指示的理解和實踐感受，我寫了一篇攝影評論文章，針對當時攝影創作中存在的傾向和問題，大膽提出了自己的見解。這是我有生以來寫的第一篇攝影評論文章，題目是《當我給毛主席照相的時候》，發表在新華社出版的《新聞攝影》1959年4月號上。

　　再說近因。改革開放以后，1986年5月15日，中國攝影家協會在杭州舉辦“第二期全國攝影創作讀書班”，用一個月時間學習《藝術概論》一書。時任河南省許昌市（原為許昌地區）文聯副主席和市攝影家協會主席的我，是本期學員之一。通過學習，使我進一步堅定了馬克思主義文藝觀。理論聯系實際，我對當時攝影界號稱“新觀念”的“多元化”理論，產生了不同看法。我把當時攝影創作的一些混亂現象概括為16個字：“照片拍攝，五花八門；理論研究，七音無主。”所謂“五花八門”，是指開拓與保守并存，新鮮與怪誕連結在一起。所謂“七音無主”，好比彈鋼琴，1234567七個音符一齊響，沒有主旋律。彈鋼琴的比喻一出，一種創作靈感立馬從我腦子里蹦了出來：“主旋律”從此成了我的藝術理論新概念。攝影創作讀書班結束后回到家里，我便抓住主旋律這個題目開始攝影理論研究工作。1986年9月12日，“河南省攝影理論年會”在雞公山召開，我以《淺論攝影藝術“新觀念”的“新”》為題（合寫。下同），在年會上發表論文。文章提出了主旋律理論，強調新時期的攝影藝術創作必須抓住“現代生活的重心”，突出“我們時代的主旋律”。《中國攝影》1987年第二期，把題目改為《攝影藝術“新觀念”我見》，在首篇位置刊登了這篇論文。之后，有的報紙開辟專欄，對主旋律與多元化展開討論。

　　敢說真話，不怕孤立

　　宋理：中國文聯成立60周年的時候，舉辦了“我與文聯”大型征文活動。您的大作《從我的“外號”說起》一文，不僅獲了獎，還被收入《美好回憶 盛世華章》一書，與此同時，此文還特意被推薦給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文藝之聲》向全世界廣播，電臺把您稱作“最早提出主旋律理論的著名攝影理論家”。令我不解的是：主旋律怎么成了您的“外號”了呢？能說說其中的故事嗎？

　　宋海燕：中國有句古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主旋律只是我的“一得”之見罷了，哪敢稱什么“著名攝影理論家”？主旋律，是我在批評多元化這個所謂攝影“新觀念”時提出的理論主張。文章在《中國攝影》發表后我才發現：“多元化”原來是“第三屆全國攝影理論年會”提出的，心里頓時有些緊張。大家知道，能夠出席理論年會的人，大多是中國攝影界的理論權威，而我算什么呢？既無大專學歷，又無顯赫職稱，標準的“草根”一個，與他們較勁，豈不是班門弄斧，自討苦吃？還有，咱們搞攝影的人，誰不想鬧個中國攝影家協會會員頭銜？現在和人家對著干，“會員”豈不成了泡影？這時的我，確實認為多元化是錯的，應該批判；但也丟不下“會員”的誘惑力。一時間，究竟是要“會員”還是要“良心”？很費了一番掂量——不是說文藝家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嗎？既然自己選擇了文藝評論這個事業，就應該像魯迅先生說的那樣：“好就說好，壞就說壞。”大義凜然，不怕得罪人；還有，理論家的天職是在批判中創新，而創新就要有點獨立思考和鋌而走險的勇氣，不怕別人說自己是唐·吉訶德。我堅信理論研究應該追求真理，不應該迎合權威，更不應該患得患失。爭鳴剛開始時，“多元化”在各種思潮激蕩中顯得很有市場，而“主旋律”則相對支持者寡，反對者眾。即使這樣，我也仍然仿效徐悲鴻“獨持偏見，一意孤行”的頑強精神，堅持說真話、說實話、說心里的話，不隨波逐流。1988年10月，“第四屆全國攝影理論年會”在廈門鼓浪嶼召開。會上，“主旋律”與“多元化”兩種理論觀點，發生了公開論戰。年會開始，我應邀在大會上宣講一篇新的論文，題目是《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攝影藝術的“主旋律”》。這是我的主旋律系列評論的第二篇。文章認為：如果攝影家只把眼睛盯住探索中發生的失誤，前進中出現的缺點，甚至公開以暴露丑陋為時髦，攝影藝術必將逐漸喪失其生命力和存在的價值。因此，強調攝影家必須樹立強烈的“主旋律”意識，在藝術創作中突出我們時代的主旋律。會議結束后的1989年2月，《大眾攝影》第二期把我在大會上宣講的論文題目改為《論攝影藝術的“主旋律”》，在“爭鳴欄”內發表。接下來，我就在持續的爭鳴中“咬定青山不放松”，又以《求新求變與國情民情》為題，在《光與影》雜志1990年第一期首篇位置，發表主旋律系列評論的第三篇。以《評攝影藝術“多元化”問題——再論新時期攝影藝術的主旋律》為題，在1991年3月3日《中國文化報》上，發表主旋律系列評論的第四篇。以《弘揚主旋律——繁榮攝影藝術的根本指針》為題，在1994年4月15日《中國攝影報》上，發表主旋律系列評論的第五篇。那一時期，各種級別的攝影“理論年會”和“理論研討會”絡繹不絕，凡是邀請我參加的，逢會必講主旋律。由于大會講，小會講，會內講，會外講，寫文章還講，慢慢地人們就把“主旋律”當成了我的“外號”。記得有一次開會，主持人點名時不叫我的名字，而問“‘主旋律’來了沒有？”引得全場哄堂大笑。當然，剛開始時，這個“外號”帶有一絲貶義味道。后來隨著主旋律行情不斷看好，我又在1990年被接納為中國攝影家協會會員，“外號”也就從當初的貶義逐漸變成了褒義，故而就寫了那篇文章，公開了這個“外號”。

　　是不是“經典之作”？

　　宋理：河南電視臺第八頻道2010年7月4日，曾以《滿目青山夕照明》為題播出為您拍攝的一個電視短片，把您提出的主旋律理論，稱作新時期藝術理論研究成果的“經典之作。”這是很高的評價。但同時我又聽說，這項具有開創之功的重大理論研究成果，誕生26年來卻一次獎也沒有獲得過。為什么會是這樣呢？是您沒有報送過？還是另有原因？

　　宋海燕：報送過，但未能獲獎。什么原因？我不知道。在不少評獎被錢、權、利和各種“關系”左右的今天，我也不想知道。藝術理論研究本是寂寞、枯燥、出鏡率最低的工作，但我十分喜歡這一工作。因此從投入的第一天起，我就有埋頭苦干、耐得住寂寞的思想準備。二十多年來，我心無二用，就研究主旋律這么一個問題，發表了近二十篇論文，取得了自己感到滿意的結果。我是把學術研究當作事業來做的。我認為衡量理論學術成果價值的最重要標準，是社會的接受程度，具體點講，就是被引用的次數，而不在于獲了什么獎。目前，主旋律已經被寫進黨的文藝方針和文化方針之中，成了報刊使用頻率最高的理論用語之一。不僅如此，它的適用范圍還突破了文藝本身的功能與審美的范疇，逐漸擴大到經濟、政治、教育、衛生、農林、科研、軍事、外交等廣泛領域，滲透到群眾生產生活的各個方面。在百度上搜索“攝影藝術主旋律理論”，會得到134萬條搜索結果；而對“主旋律”搜索，則可查到2910萬條。在這些五彩斑斕的條目中，諸如“合作，是中美關系的主旋律”、“理性購房將成樓市主旋律”、“春季護膚，補水、保濕仍為主旋律”、“漲價已成餐桌主旋律”、“國安新帥訓練，減肥成為主旋律”等等，五花八門，應有盡有。主旋律理論問世至今雖然沒有獲過一次獎，但它每在新聞媒體上出現一次，我就感受到一次比獲獎還要欣慰的喜悅。在實際使用次數不斷增加的情況下，主旋律理論能不能稱為“經典之作”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在中國藝術理論史上已經成了立得住、叫得響、留得下、傳得開的文化名牌產品。

　　宋理：把主旋律理論稱作“文化名牌產品”，很有創意。聽說您曾經多次到美國探親，您知道西方世界對主旋律是怎么看待的嗎？

　　宋海燕：近些年為了探親，我曾經六進六出美利堅，對這個問題略知一二。

　　2008年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一年。特別是北京奧運會的舉辦，不僅使世界看到了中國改革開放取得的巨大成就，也使西方有識之士開始正視中國經驗。美國《世界是平的》一書作者托馬斯·弗里德曼先生，就是最早正面肯定并且使用主旋律理論的代表性人物。此人到北京參加奧運會后，在美國《紐約時報》發表文章稱：“觀看過北京壯觀的奧運會，我很容易得出兩個總結：‘天啊，這個國家的活力是無可匹敵的。’還有：‘開始教孩子們中文吧。’”他在文章的最后說：“奧巴馬之所以能走到今天（當上總統），是因為很多選民期望他是帶領美國復興的領導。他們知道我們現在需要搞國家建設——不是在伊拉克，不是在阿富汗，不是在格魯吉亞，而是在美國。奧巴馬不要錯過這個主旋律。”

　　據互聯網文載，現在，整個世界都在重新審視“主旋律”這個詞的含義。主旋律這個具有中國氣派、體現時代精神的“文化名牌”，已經跨越了時空，穿越了國界，開始對世界文化有所貢獻，并逐漸成了世界文化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