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期間日本作家筆下的真實與謊言

　　在日本進行侵華戰爭及“大東亞戰爭”期間，大量的日本文學家為虎作倀，或參加“筆部隊”充當“從軍作家”，或積極參與軍國主義政權的各種組織和各種活動，為侵略戰爭效力，或在炮制的“戰爭文學”中，鼓吹侵略戰爭，煽動戰爭狂熱。整個日本文學在戰爭中整體墮落，成了軍國主義的一部巨大的宣傳機器。日本從軍作家火野葦平就因在戰爭中炮制《麥與士兵》等侵華小說而被日本軍國主義政權譽為“國民英雄”。

　　在日軍從軍作家中，有一位名氣很大的“專業作家”——石川達三，他早在1935年就以中篇小說《蒼氓》獲得了首屆“芥川獎”，但是他的“戰爭文學”創作卻一度被“打入冷宮”，迥異于火野葦平作品所受到的待遇。

　　1937年12月13日，國民政府首都南京陷落，12月29日，石川達三作為日本《中央公論》雜志的特派作家，被派往南京，并約定為《中央公論》寫一部反映攻克南京的小說。石川達三于翌年1月中旬到達南京，此時，日軍制造的南京大屠殺血跡未干，尸骨未寒。石川達三親眼看到了大屠殺后的慘狀，并且有條件采訪那些參加大屠殺的日本士兵。而那些士兵仍然沉浸在戰爭和屠殺的興奮中。石川達三有意識地深入到他們之中，搜集到了眾多真實的材料。忠實地描寫戰爭是石川達三最初的創作動機。

　　由于見聞和材料的充實，石川達三從南京回國后，僅用11天的時間，就完成了約合中文八萬多字的《活著的士兵》。《活著的士兵》以進攻南京，并參與南京大屠殺的幾個士兵作為描寫的中心，寫了他們在南下進攻南京途中，燒殺搶掠無惡不作的種種令人發指的野蠻罪行，而且進一步揭示了侵略戰爭中更深層次的真實，那就是侵華士兵的人性畸變，著意表現隨著戰爭的深入，日本士兵如何由正常的人，一步步地喪失人性，變成可怕的魔鬼，變成殺人機器。

　　正如石川達三自己在戰后所說，當時，“內地（指日本國內——引者注）新聞報道都是假話。大本營發布的消息更是一派胡言。什么日本的戰爭是圣戰啦，日本的軍隊是神兵啦，占領區是一片和平景象啦。戰爭絕不是請客吃飯，而是痛烈的、悲慘的、無法無天的”。所以，石川達三在《活著的士兵》中，拋開了軍部的寫作戒律，著力表現戰場上被軍國主義宣傳所歪曲所掩蓋了的真實。

　　但是，日本軍國主義最忌諱、最害怕的，正是這種赤裸裸的真實。《活著的士兵》在《中央公論》雜志1938年3月號上發表后，立即遭到了禁止發行的行政處分，接著，又以違反報紙法，被追究刑事責任。這是日本全面發動侵華戰爭后發生的第一起、也是僅有的一起作家“筆禍事件”。軍部當局制造這起事件，意味深長。它不是一般的對犯罪的懲罰，而是通過“殺一儆百”的方式向作家們傳達了一個強硬的信息：只能為侵略戰爭作正面宣傳，不能隨意描寫真實，從而使文壇徹底地服從“戰時體制”，服從對外侵略的“國策”。從此以后，《活著的士兵》這樣的作品，在文壇上基本絕跡了。所有的“戰爭文學”都成了宣揚軍國主義的“國策文學”。

　　石川達三感到了一種“成為罪人的屈辱”。但是，他很快就得到了一個“戴罪立功”的機會。判決十幾天以后，石川達三再次作為《中央公論》的特派員，被派往武漢戰場從軍。在中國采訪一個多月后，石川達三回到日本。不久就在1939年1月號上發表了長篇作品《武漢作戰》，全書為日本侵華做了荒謬的辯解，在石川達三的筆下，日本侵略軍簡直成了和平的使者，日本的侵華戰爭簡直就是制造“和平”的“圣戰”。而就是這樣厚顏無恥地粉飾侵略戰爭的作品，在日本國內卻被推崇有加，與早期《活著的士兵》不見天日的命運截然不同。可見日本軍國主義需要怎樣的“文人”和“文學”！

　　戰后日本文壇對侵華戰爭的認識自憐多，反省少

　　1945年8月日本戰敗投降，給日本文壇造成了劇烈沖擊。1946年1月，評論家荒正人、小田切秀雄、佐佐木基一主持的《文學時標》雜志創刊號，首先打破了沉默，聲討協力戰爭的作家，呼吁追究他們的戰爭責任。成立于1945年底、以戰前的無產階級作家為主要成員的民主主義文學團體“新日本文學會”，也對文學界的戰爭責任問題展開了討論。

　　然而，這樣合情合理的揭發和聲討，卻沒有能夠持續下去，并且不久就走了調兒。眾所周知，小林多喜二是因為反對法西斯主義、反對侵略戰爭而在1933年被軍國主義當局殺害的，卻有人將他和戰犯作家火野葦平一同視為“時代的犧牲者”而相提并論，故意將戰爭責任者和彌足珍貴的無產階級文學中的反戰作家混為一談。是非黑白如此顛倒，在戰爭責任問題上的“自我批判”也就根本無從談起了。

　　日本文壇戰爭責任追究和討論的虎頭蛇尾、不了了之，也反映在戰后的文學創作中。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日本戰后文學是以戰爭為主題、為背景的。這類作家作品在文學史上被稱為“戰后派文學”。這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的世界各國文學的整體情況沒有什么兩樣。但是，日本作為發動侵略戰爭的責任國，作為對亞洲人民造成極大禍害的軍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國家，在戰后理所當然地應當對中國這樣的被害國進行反省、懺悔和認罪。但是，在數不勝數、長長短短、各式各樣的戰后文學作品中，我們卻很少看到這樣的作品。

　　日本戰后派文學極力強調、表現和描寫戰爭給日本人本身、特別是日本人的心靈所造成的傷害，具有強烈的自憐性。這里以戰后派文學中的一個代表野間宏為例。野間宏在戰爭中先后在中國、菲律賓等地當過三年半的兵，他的有關作品中的主人公大都是參加過侵略戰爭的軍人。但是，野間宏所著意表現的，不是日本軍隊在戰場上的暴行及其對暴行的懺悔，而是這些軍人戰后的內心痛苦。而且這種痛苦又主要不是來自對戰爭中野蠻獸行的悔罪，而常常是因為戰場上如何只顧自己，沒有救助自己的戰友。野間宏的名作、短篇小說《臉上的紅月亮》就是這樣的作品。主人公北山年夫在戰場上喪失了同情和憐憫，對同伴見死不救，戰后人性復蘇，陷入痛苦的自責和懺悔中。因此，把日本士兵作為戰爭受害者，而不是加害者來寫，是日本戰后文學中的一個值得注意的偏向。

　　不僅真正反省、真正懺悔的原侵華文學作者寥寥無幾，而且有的原侵華文學作家，在戰后仍然堅持反華立場，其中最惡劣的就是林房雄。林房雄本來是“無產階級作家”，上世紀30年代被當局逮捕在獄中變節，變成了一個死心塌地的軍國主義分子。戰后，他作為戰爭責任者受到了處分，但卻不思改悔。上世紀60年代中期，林房雄炮制了《大東亞戰爭肯定論》一書，全面地為日本的“大東亞戰爭”辯護。該書在日本長期成為暢銷書，一版一版地印刷發行，造成惡劣的影響。1994年，日本自民黨成立的旨在為“大東亞戰爭”招魂的“歷史研究委員會”的謬論集《大東亞戰爭的總結》一書，與林房雄的《大東亞戰爭肯定論》是一脈相承的。

　　罕見而又可貴的勇于表現侵華戰爭罪惡的作家

　　在這種情況下，對日本侵略者的戰爭責任，對日本給中國人民造成深重苦難進行真誠反省的文學，就缺乏生存的土壤。這樣的作家作品不是沒有，然而比較起來，數量很少。

　　在日本戰敗投降后約10年間出現的“戰后派”作家群中，有的作家寫過表現侵華戰爭罪惡的作品。首先是著名小說家堀田善衛。1945年3月，他受日方派遣到上海進行文化活動，并在上海得到了日本戰敗投降的消息。后被國民黨宣傳部征用，到1947年初回國。他以在上海的經歷為題材，寫了《祖國喪失》、《齒輪》、《歷史》、《時間》等作品。其中，中篇小說《時間》（1953年11月起連載，1955年出版單行本）是以南京大屠殺為題材的小說，這也是日本戰后文學中最早的反映南京大屠殺的作品。這篇小說以一個在國民政府海軍部工作的中國知識分子陳英諦的日記的形式，揭露了日軍制造的大屠殺的真相。其中寫道：“日軍對俘虜就是斬盡殺絕。日軍亂砍亂殺，塞滿道路的尸體遍體鱗傷”；日軍“掠奪、奸淫、猶如魔鬼降臨，日以繼夜”；“鄰居家有個兒子，既不是士兵也不是什么，卻因為每天和面，使搟面杖，手上磨出繭子來，就說那繭子是拿槍磨出來的，便用刺刀給挑死了”；“這一天，大約平均每小時就有十個男女被帶到這里集中，把其中十五六歲到四十歲左右的健壯男子挑出來……調查他們是否當過兵。如果在衣服上的某個地方有一點點痕跡， 那就不再檢查盤問了，馬上被帶到后門外面。那里有條兩米寬的小河，在河邊將他們刺殺，尸體轱轆轆滾進水里。”……

　　如果說堀田善衛的《時間》著重于客觀地描寫歷史真實，那么武田泰淳的以侵華戰爭為題材的作品則側重于表現內心的懺悔。集中表現這種意識的是小說《審判》（1947年）。小說中的二郎殺了兩個毫無抵抗力的老人。戰爭結束后，為了贖罪和減輕痛苦，他不想結婚，也不想回日本了，“我想留在自己犯罪的地方。看著老人——死在我手下的人——的面孔，生活下去。”《審判》就是這樣，表現了一個對中國人犯了罪的日本人的自我“審判”的主題。

　　上世紀70年代，出現了一位大膽站出來，用報告文學的方式揭露日軍侵華暴行的記者、作家本多勝一。1971年，本多勝一以《朝日新聞》記者、編委的身份，來中國調查采訪，搜集了大量材料，發表了長篇報道《中國之行》。該文揭露了日軍在沈陽進行的人體細菌試驗、撫順萬人坑、平頂山慘案、撫順防疫殺人事件、大石橋萬人坑、南京大屠殺、勞工奴隸船等暴行。不久，他又和長沼節夫合作發表長篇報告文學《天皇的軍隊》（1972年雜志連載，1974年出版單行本）。此書以入侵山東的日軍59師團（“衣”師團）為中心，揭露了“天皇的軍隊”的侵略罪行。上述兩部作品發表后，在日本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一些右翼分子對作者進行了辱罵和恫嚇，但是，作者義無反顧。他認為日本許多人仍在堅持美化侵略戰爭、顛倒是非黑白的“皇國史觀”，而這種“皇國史觀”是應該改變的。對此，他在《記錄加害者罪行之必要》一文中深刻地指出：“不少人抱有這樣的認識，即認為罪惡的根源在于戰爭……但是，讓我們冷靜地想一想，如果日本不進攻中國，會有那場戰爭嗎？不會的。罪惡的根源在于侵略，而不在于戰爭。如果認為根源在于戰爭，那就會導致如下結論：對侵略不做抵抗，便沒有戰爭。因此，最好還是任其侵略，任其屠殺，任其奸淫搶掠。歸根到底，還是當奴隸為好。并且，如果罪惡不在戰爭，那么，日本軍不壞，天皇不壞，靠軍需工業發財的財閥不壞。壞的只是戰爭。”

　　到了上世紀80年代，日本文壇上有兩個重要的反戰作家，那就是著名推理小說作家森村誠一和劇作家小林宏。他們的作品分別描寫了日本侵華期間的最大暴行——“七三一”部隊的活人解剖和南京大屠殺。1981年，森村誠一以“七三一”部隊為題材的《惡魔的飽食》開始在《赤旗》雜志上發表，1982年又出版了單行本。這是一部紀實文學。在《惡魔的飽食》發表的幾乎同時，森村誠一又推出了長篇小說《新人性的證明》。這篇小說虛構了當年從“七三一”部隊僥幸逃脫的中國女子楊君里到日本尋找女兒，忽然中毒死亡的故事，從而引出了當年“七三一”部隊的罪惡內幕。作品把史實和史料小說化了，但涉及“七三一”部隊的史實，是完全尊重歷史的。

　　面對一些日本人不思反省的現狀，劇作家小林宏曾沉痛的說過：“日本民族是何等的沒有自信，根本沒有勇氣坦率地承認自己過去的罪行。只是在那里文過飾非。如此下去，無論成為什么樣的經濟大國，也不會成為受各國人民尊敬的民族。”為了促使國人反省，小林宏寫了3部劇本：《長江啊，莫忘那苦難的歲月——為銘刻南京大屠殺50周年而作》《在美人蕉繚亂的天崖——遙遠遙遠的戰爭啊》以及《融入黃土地里的火紅夕陽——伴同隨軍慰安婦們》，小林宏的劇作注意把歷史題材和日本的社會現實結合在一起，把歷史場面和現實場景交叉在一起，在揭露日軍侵華暴行的同時，批判了日本右翼勢力企圖掩蓋歷史真相的行為。

　　可以說，戰后幾十年間出現的這些作家作品，代表了日本民族尚未泯滅的良心，也表明日本民族是有可能革心洗面、永遠放棄軍國主義迷夢的。但是，總體來看，揭露日本侵華戰爭罪惡，對戰爭罪行進行批判反省的日本作家還是太少了。對此，小林宏曾感嘆地說：“仔細想想，寫以侵略戰爭為題材的作家除我之外如能再多一些該多好啊。可悲的是尚未發現”。

　　（王向遠為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