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詩人最大的幸福是直接面對詩說話，但現在我們和詩之間隔著太多的東西，隔著時代、資本、傳媒、評獎，諸如此類。這些東西本身無所謂惡意不惡意，卻迫使我們一再遠離詩。我不能說這是某種劫持，因為我們并非別無選擇。

　　○精神和人格的分裂，精神內部的分裂，早已成了當下詩歌生態最不可回避的病征之一。詩人的病和時代的病，從一開始就互為表里地糾纏在一起。

　　○沒有了更高的道義維系，“場”就成了“場子”，就到處充斥著“我的小說”，“我的詩”，“知音”就退化成了“知我”，甚至更低。

　　○當他那幾乎稱得上微弱的聲音克制住并穿透周遭的喧嘩，如同一枚枚閃亮的釘子播撒出去的時候，你會想到那根本不是某個人的聲音，而是一個場的聲音，是場本身在發聲。

　　詩歌的大生態與小生態

　　關于當代詩歌的生態問題，大家已經談得非常多了，還可以談得更多，談不完。這個問題有兩個層面，一是盡可能中性地描述和分析，二是立足詩歌的價值訴求?，F在的情況是二者糾纏在一起，有點亂。亂也沒什么不好，因為當代詩歌生態的特點就是亂，而我們的討論本身就是它的一部分，甚至是一個表征。對我來說，所謂“生態”有大小之分、內外之別，界限不必涇渭分明，但重要性大不相同。對大的、外在的詩歌-人文生態，我們除了領受，更多恐怕只能充當觀察者、評論者的角色：它的盲目、自在、復雜性，足以支持兩個截然相反的結論，比如最好的時代和最黑暗的時代，因為角度不同。唯有和個人密切相關的小的、內部的生態，是我們可以著力之處，可以通過自覺的努力參與改變和建構，如果這些改變和建構作為某種必要的平衡，還能多少影響到大的、外部的生態，那就謝天謝地了。

　　我們討論詩歌生態，是因為我們知道詩對生態有特別的要求，是因為目前的詩歌生態讓人感到不舒服，有許多傷害詩的東西需要共同應對。我們的討論能改變什么嗎？顯然不能，至少不能指望。詩歌生態不是孤立的存在，它和整個文學的生態、文化的生態以至社會的生態密切相關，許多發生在詩歌領域內的現象和問題，都有更深廣的社會和文化根源，包括一系列軟性的觀念因素，也包括一些硬性的制度化因素。它們自行其是，不會在乎我們的討論。好在我們也可以不在乎它們，但我們自己的目標應該清楚。對一些性質惡劣的事件表示義憤是一種正當的反應，說來說去一肚子牢騷就沒有多大意思了。做一些具體的研究，盡可能搞清楚其根源和機制，或許更加可取。我們確實有理由搞清楚這些，因為沒有人愿意像自然地呼吸那樣，吃毒餃子，喝三鹿奶粉。

　　我們都希望有一個比較理想的詩歌生態，都希望這生態能讓詩人們感覺舒服一點。但這個時代會讓詩歌、詩人舒服嗎？會有誰為詩歌預備下一個這樣的時代嗎？我也不知道什么時代讓詩歌舒服過，可能是唐代吧。然而近現代以來，詩歌和時代之間卻似乎越來越格格不入。就當代而言，我們曾不得不面對制度化的意識形態垂直支配，而到了上世紀90年代初，還曾有人歡呼一個大眾傳媒的時代降臨了，那個時候誰也沒有想到它對我們的生活，特別是詩歌意味著什么。

　　一個詩人最大的幸福是直接面對詩說話，但現在我們和詩之間隔著太多的東西，隔著時代、資本、傳媒、評獎，諸如此類。這些東西本身無所謂惡意不惡意，卻迫使我們一再遠離詩。我不能說這是某種劫持，因為我們并非別無選擇。清理、穿透那些把我們和詩隔開的東西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恐怕還是自我反省、自我加持。比如詩人黃梵說的言清行濁，這個問題就值得我們深刻反省，事實上，精神和人格的分裂，精神內部的分裂，早已成了當下詩歌生態最不可回避的病征之一。詩人的病和時代的病，從一開始就互為表里地糾纏在一起。

　　面對大環境、大氣候我們更多地會有一種無力感、無助感，但致力于小環境、小氣候的改善卻大有可能。很多這方面的有識之士辦過民刊，為什么要辦民刊？不就是要為自己創造一個小環境、小氣候嗎？抗衡、影響、改變大環境、大氣候必須依靠歷史的合力，但作為一個內部的生態空間卻有相對的自足性，在這里面我們可以活得干凈一點，舒心一點，可以更多地親近詩，對詩說話，感受到與詩的直接關聯。要建立和葆有這樣一個空間需要一些基本元素，而我們并不缺少這些元素。比如友情。保羅·策蘭有一句詩，大意是說寫詩對他而言相當于從生存之海中透氣，對友情我也愿意用這樣的比喻。友情也是一個生存的透氣孔，和文學之間、寫作之間存在一呼一吸的關系。像圍棋一樣，有這兩個“眼”你就能活。我相信讓我們聚在一起的理由，很大程度上正是友情。它不僅是一種自我加持的力量，還是一種互相加持的力量。問題是什么樣的友情才能成為這種加持的力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