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道怡（《人民文學》原常務副主編）

　　何瑞涓（本報記者）

　　◎看著白紙上的那些黑字，能不能被帶進它所營建的那種精神境界中去，是我確認該稿成敗的前提。

　　◎若不是藝術品，談什么政治性？在這個意義上，藝術標準是首要的。因而，“大躍進”時，力勸周立波拿出《山那面人家》；“困難”時期，促成汪曾祺發(fā)出《四個孩子和一個夜晚》；及至大轉折的1976年春、1977年秋，及時地推出了蔣子龍的《機電局長的一天》、劉心武的《班主任》。

　　◎要煉為“認千里馬、識和氏璧”的編輯，總得騎過馬、玩過玉。惟其也懂創(chuàng)美機制，給作家提的意見和出的主意，切中肯綮，醍醐灌頂，他才可能引你為知音。

　　◎網絡上流行的文學作品，我推測更多是年輕人的新創(chuàng)作，雖新穎卻未必純正，有待于調理和提高。

　　銀白的頭發(fā)，嚴肅的面容，大紅的毛衣又給這不怒自威的樣貌添上一些跳躍的活力，這就是曾被稱為“京城四大名編”之一的崔道怡，他曾在《人民文學》工作42年，發(fā)現了李國文、汪曾祺、蔣子龍、劉心武、遲子建等一大批后來的當代名作家。雜志報紙等刊物往往是作家啟航之地，編輯在其中充當著伯樂的作用，那么，在這位火眼金睛的名編眼中，什么樣的作品才是好作品？怎樣的作家才是好作家？編輯又是如何為作家做嫁衣裳的？我們不妨聽崔道怡給我們慢慢道來。

　　好的文學作品

　　白紙黑字營建出的精神境界

　　記者：您的《小說課堂》里講到“編輯生涯”，說畢業(yè)后分配到《人民文學》，工作半年就發(fā)現了李國文。請談談您是怎樣確認一篇來稿為優(yōu)秀作品的？

　　崔道怡：咱倆都是編輯，但你在報社，我原在期刊社，各自面對稿件的屬性有所不同。總體來說，文藝作品應該為讀者或觀眾提供它開拓出的精神境界，文藝評論是為這種境界充當“導游”。因而，文藝編輯對作品或評論進行鑒定，需要把握不同藝術手段的獨特素質。相對而言，藝術作品建構精神境界，借助相應“物質材料”，文學比較簡單，僅只運用語言。作為文學編輯，就得熟悉語言的藝術功能?？粗准埳系哪切┖谧?，能不能被帶進它所營建的那種精神境界中去，是我確認該稿成敗的前提。看過幾段文字仍然難以進去，便可棄置。

　　在我心目中，成功的小說，僅只憑借白紙黑字，就能夠呈現出另一個虛幻卻更真實的世界。那是讀者未曾親歷或雖身在其間卻不知奧秘的。看小說可以清明擴展眼界心胸，可以滋潤豐盈生命活力。在這點上，文學的質地、神韻，是其他藝術無法替代、不可企及的。當然，文學也不具備音樂、繪畫等藝術獨有的魅力。我的編輯對象，只在文學作品。而文學，離不開它所處的時代與社會環(huán)境。這就又得在保障文學基本屬性前提下，適應不同歷史時期的政治需求。二十世紀后半葉，我經歷過文壇的春風秋雨，感受了文學的回黃轉綠。

　　記者：您在“國刊”《人民文學》工作42年，伴隨著“雙百”、“反右”、“文革”直至改革開放，文學在這短暫而又漫長的時代里成為政治的風向標，您一定承受過很大壓力，能談談感受嗎？您是怎樣平衡作品之藝術標準與政治標準的？有沒有哪些優(yōu)秀稿件無法刊登？

　　崔道怡：1956年春，提出“雙百”，進行“整風”，文學曾一度繁榮。李國文的小說《改選》，可以說就是藝術響應政治號召的“典型”。這位年輕作家藝術功力圓熟，作品結構確系地道短篇。它使我半年來尋覓佳作的眼光為之一亮，隨即得到認可，發(fā)于7月頭條，不料又半年后它被批為“毒草”。剛發(fā)表處女作的李國文，被打成“右派”。這使我被震懾，此后暗自警醒：對特別喜歡之作，反倒要格外小心。但我對文學根本的定力，未曾稍懈：若不是藝術品，談什么政治性？在這個意義上，藝術標準是首要的。因而，“大躍進”時，力勸周立波拿出《山那面人家》；“困難”時期，促成汪曾祺發(fā)出《四個孩子和一個夜晚》；及至大轉折的1976年春、1977年秋，及時地推出了蔣子龍的《機電局長的一天》、劉心武的《班主任》。前兩篇，藝術情味濃郁；后兩篇，獲得了振聾發(fā)聵的政治效應。

　　老舍的話劇《茶館》寫于1956年，1964年陳白塵任副主編，希望能組織到類似佳作。我奉命請老舍創(chuàng)作《駱駝祥子》新篇，并聘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著名演員和北京市交通局領導與幾位“拉洋車”出身的干部協(xié)同。老舍寫出了第一幕，念給我們這些人聽。還沒等我們表態(tài)，他自己先泄了氣：“人家講究‘打野鴨子’（當時人藝正在上演的《千萬不要忘記》，矛盾焦點在于一個“打野鴨子”情節(jié)），咱們這樣恐怕不行！”就此擱筆，沒有寫成?！耙噪A級斗爭為綱”的年代，我的編輯歷程中，不是作家寫出優(yōu)秀作品無法刊登，而是根本寫不成優(yōu)秀作品。

　　做好編輯

　　蠶在吐絲的時候，沒想到會吐出一條絲綢之路

　　記者：您的《小說課堂》講到了編輯和作家的區(qū)別，請問編輯是否也和作家一樣需要天分？怎樣才能煉成一位“認千里馬，識和氏璧”的編輯？您認為編輯和作家之間應該是怎樣的關系。

　　崔道怡：我從小愛好文學，大學上中文系，曾夢想當作家。后經實踐檢驗，自認創(chuàng)美稟賦不足，又因職責所在，遂以審美為任。作家創(chuàng)美，讀者審美，作為“第一個讀者”和“讀者的代表”，編輯是專業(yè)的審美者。從事任何創(chuàng)造性強的腦力勞作，都得具備相應的天分。作家是創(chuàng)造另一個世界的“上帝”，尤其需要命運的“上帝”賦予天分。如果說編輯也需要天分，那么指的也是創(chuàng)美經驗。要煉為“認千里馬、識和氏璧”的編輯，總得騎過馬、玩過玉。惟其也懂創(chuàng)美機制，給作家提的意見和出的主意，切中肯綮，醍醐灌頂，他才可能引你為知音。

　　我對能夠“無中生有”創(chuàng)造“第二世界”的勞作，是艷羨景仰的。每見作家有新成就，都像本人也實現理想那樣喜不自勝，對方會感覺到，也就會更親近。為作家有新成就，我又像自己也投身其間那樣盡心竭力。李國文曾表示：“希望別人成功，幫助別人成功，這是一個編輯無與倫比的美德。道怡就是這樣的一個發(fā)現者。”這對我是莫大的鼓勵。我的人生使命，就在于“為他人做嫁衣”，回顧來程，常默念創(chuàng)刊時任副主編的詩人艾青于1986年2月為《人民文學》所寫的卷首語：“蠶在吐絲的時候，沒想到會吐出一條絲綢之路?！?/p>

　　記者：您在《編輯改稿趣談》中提到老舍曾經表示“改我一字，男盜女娼”，可見在編輯和作家的關系中，改稿是個重要課題。每個人的行文風格不同，如何保證編輯修改后的稿件也恰是作家所同意的呢？

　　崔道怡：編輯對稿件進行修改加工，是個由來已久的重要課題，不僅產生諸多趣談，而且有的曾糾結為文壇的“官司”。我沒有直接聽到老舍的憤慨之言，但據我所了解這位大師級老作家的性格與脾氣，他對自己筆下文字的嚴謹與執(zhí)著，相信他因昏庸編輯涂改其心血結晶，會氣惱而發(fā)出如此“咒語”。

　　前十七年至改革之初，有些出版社、期刊社在全國或一定范圍內處于“壟斷”地位，這養(yǎng)成了個別編輯對老作家稿件也敢“肆無忌憚”修改。我知其中“利害”，即使改一個字，也要知會對方。后來估計作家有時礙于情面不置可否，索性不改也罷。所以，我之改稿，都是針對年輕新人的，基本上屬于文字的梳理和潤色，改后大都能得認可。他們用我改過之稿結集出版，我就不宜再說什么。若要了解《人民文學》編輯改稿的情況，可到現代文學館查閱檔案。

　　《著作權法》原曾規(guī)定：“報社、期刊社可以對作品作文字性修改、刪節(jié)。對內容的修改，應當經作者許可?！钡朔ㄗ罱苍谛薷?，據說把這一條納進了“保護作品完整權”中。既然如此，編輯只消校對即可。其實，若作者都能像老舍那樣珍重自己筆下文字，編輯改稿早就該下課了。

　　返觀當下

　　單純以娛樂為意旨的暢銷作品，大都是季節(jié)性“過客”

　　記者：近一時期，很多人都懷念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文學氛圍，您覺得當下文學質量和成就與彼時相較如何？

　　崔道怡：文學是人學，是美學，源于生活源于群眾，又與時代密不可分。無論任何歷史時期，居于統(tǒng)治地位之階層的思想無不也就是統(tǒng)治的思想，勢必影響文學的狀況。新中國前十七年，“以斗為綱”愈演愈烈，甚而發(fā)生“利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fā)明”事件，純正文學只能在夾縫中生存。及至“文革”，十年浩劫，只有八個“樣板戲”。幸而改革開放，歷史進入了新時期，對于飽受“文革”苦難的公眾，七十年代末的大轉折，無異于迎來了第二次解放。這種心態(tài)宣泄出來，形成使人感慨激憤的“傷痕”等文學潮流。實際上，那是文學所表達的一種政治與心靈的撥亂反正，雖粗糲卻鮮活，讓人覺得有生氣有力度。那種萬象更新的氛圍，確實值得回味。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以人為本”深入人心，社會氛圍和諧安定。與過去相比較，當下文學的生存環(huán)境，是最為寬松的。這使富于藝術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的作家得以更自由更充分地發(fā)揮才智，不斷推出了總體素質愈加醇厚的精美篇章。且看魯迅文學獎、茅盾文學獎之獲獎作品，近幾屆就比初創(chuàng)時的更有味道和分量。最近我正參與本年度“21世紀文學之星叢書”的編審，閱讀一批70后新人新作，就再一次觀賞到了“長江后浪推前浪”的喜人態(tài)勢。與此同時，另一方面，經濟興旺副作用之一，引發(fā)物欲和消費膨脹，精神領域里的娛樂成為大眾時尚，從而涌現一批單純以娛樂為意旨的暢銷作品。其間也有經典性成果，但大都是季節(jié)性“過客”。娛樂消費的生產過度，使渴望獲精神營養(yǎng)的公眾不滿，由此懷念八十年代，這種心態(tài)值得敬重。然而，現實主流純正的文學日趨繁榮，更值得欣慶。

　　記者：網絡的流行，使得很多作品不需傳統(tǒng)的雜志為媒介，網民大眾成為作品優(yōu)劣的評判者，為此我有一種隱憂，覺得文學對生活的提升作用正在削弱，容易導致作家作品媚俗。對這種狀態(tài)，您怎樣看待？

　　崔道怡：網絡為生活也為文學開拓了新天地，這是大好事情。但目前普及性仍有限，如我這般老者，許多尚未靈通網絡。我雖用網，卻很少去看網絡小說。生理上需珍攝，心理上待適應。同一作品，慣看白紙黑字，不愿面對熒屏。無論何時何地，只要一卷在握，靜下心，讀進去，恍如游歷“第二世界”。春雨南窗下，雪夜暖爐旁，讀書乃是一種精神享受。紙上的文字，可反復把玩，比用鼠標調來調去更隨意。因此，我認為在相當時期和范圍里，以傳統(tǒng)雜志等紙質為媒介的文學作品，仍會居于主流和主導地位。純正老到的文學生產，主要還是通過傳統(tǒng)方式進行的。

　　網絡上流行的文學作品，我推測更多是年輕人的新創(chuàng)作，雖新穎卻未必純正，有待于調理和提高。有些寫手只為賺錢，求快求多粗制濫造，曲意迎合低級趣味，實質宣揚酒色財氣，很可能會導致道德滑坡。對此，我和你一樣也有隱憂，卻又覺得無可奈何。這一類的所謂創(chuàng)作，只要意蘊仍在法律底線以上，唯有疏導讀者辨識，揚棄那些文字垃圾。文學也分雅俗高下，讀者各有眼光取向，難以統(tǒng)一的標準衡量，也不必求其價值的統(tǒng)一。關鍵在我國真正的作家群體，更明確應負的藝術使命和社會責任，以自己獨特又寬廣包容的胸懷擁抱生活與群眾，不斷創(chuàng)造出能夠贏得更多讀者認可和久遠時間流傳的佳作。就我所了解中青年小說家的實力與潛力，我對純正文學繁榮發(fā)展的健壯瑰麗，是滿懷信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