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屆北京大學生電影節閉幕式暨頒獎典禮現場

圖片由第19屆北京大學生電影節組委會提供

　　“跨過18歲的門檻，進入第19個年頭，這標志著北京大學生電影節已經舉行過“成人禮”，并逐漸邁向成熟。成熟絕不等同于老氣橫秋的審美眼光，而是指打磨得愈加圓熟的運作機制，以及與時俱進的判斷標準。19年來，變化的是孩子們的臉龐，不變的是青春激情和人文關懷。”——黃會林寄語第19屆北京大學生電影節

　　“中國電影絕不是沒有希望，在大學生電影節面對中國電影最為艱難的時期，因相信堅守文化意識就能守住陣地而始終不渝地關注中國電影，我們大學生電影節明白根本要素不是市場風潮高低而是文化基礎不能丟棄。只有內在的精神昂揚才能奪取人心，只有感悟生活才能煥發魅力，只有提升精神質量才可能呈現情感境界。”——周星寄語第19屆北京大學生電影節

　　19歲，母親可能依然喊她孩子，而孩子卻可能叫她大人，于一個人是這樣，于一個聯結大學生與電影的特殊節日來說，如是？歲月會給她什么？她會給歲月什么？……

　　專家說，她是在中國電影最低谷的時候橫空出世，旗幟鮮明地支持國產電影；同類電影節很多，但能像她一樣和業界、學界等各界聯系這么緊密，且關系到電影產業、行業的卻很少見；她評出的獎被譽為電影界的風向標；有越來越多的外國大學生和電影人問可不可以也來參加……

　　19歲，第19屆北京大學生電影節華彩落幕已半月余。

　　五月里，母親節的第二天，空氣里似乎還彌散著康乃馨的余香，我走進了大學生電影節誕生的搖籃，北京師范大學的校園里，試圖通過“母親”，來近距離感受一個特別的19歲。

　　艱難/堅守：“老太太強行起飛了！”

　　“昨天是母親節，準備采訪您時我突然在想，您似乎就像大學生電影節的母親！”在北京大學生電影節（以下簡稱大影節）最重要的創始人、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文化國際傳播研究院院長、資深教授黃會林的辦公室中，我說出了藏在內心的感受。沒想到話音剛落，帶著總有的慈祥，這位倍受電影教育界尊重的電影節靈魂人物趕忙向我否定，“當初辦大影節也是幾位青年教師，坐在地板上想出來的，是眾多可愛的年輕教師，可愛的孩子們讓大影節從襁褓中一步步走到今天。”

　　參賽影片達173部，全國18所高校開設分會場，全國共有200多所高校參與；除了進行國產電影（含合拍片）評獎，還要舉辦入圍影片展映與華語電影全國高校巡展、大學生原創影片大賽、首屆網絡電影評選活動、電視電影評獎、海內外系列影視學術研討會、日本青春電影展映、大學生影評大賽、大學生主持人大賽等多種形式的評選、展映、研討和交流活動……

　　走過19個年頭的大影節，毫無疑問地被大學生及電影業界所重視。而今天，沒有多少人知道，如果不是大學生吃方便面的“惡習”助產，大影節降生的艱難便可能根本無法跨過。

　　“大學生電影節，我足足跟了她19年，甚至加上孕育的那年有20年了。第一個直感是‘太不容易了！’真的是很不容易堅持下來的。”黃會林深深感嘆道。她介紹，1993年籌劃大影節時，是他們剛剛從中文系轉到藝術系建立影視學科時的事。當時只有6個老師5個學生。領導機關、電影制作和發行單位、北京各大高校以及經費這四大難題要逐一攻克，而最難、最“要命”的是經費問題。四處“化緣”的她屢屢碰壁，終于有一天絕處逢生，一位她已記不得姓名的女孩竟奇跡般地幫她找到了一個臺資的生產“營多牌”方便面的贊助商，商家看重大學生常吃方便面這個產品推廣商機，讓大影節籌措到了15萬元的啟動費。

　　后來很多人回憶，那一年校園的青春氣息里，似乎彌漫著方便面的味道。

　　“開幕式頭一天，我到英東學術會堂（第一屆大影節的開幕式場地）去，一進門就愣住了，整個會場掛滿了舉著方便面、帶著廚師帽的大廚師、胖老頭圖片。我馬上和老板說，‘這不行，必須把會場上這些圖片撤掉！’我們這是學術電影節、大學生電影節，是一個文化活動，四面掛那么多‘營多’宣傳廣告，這電影節性質就變了啊！”

　　當時還是黃會林的學生，并擔任了第1至4屆大影節的組織工作，之后又做了很多屆大影節評委，并從2009年至今連任大影節評委會主席的北京師范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副院長王宜文回憶這段經歷時還忍不住笑道：“當時黃老師和贊助商談判時真的很‘牛’，那氣度就不像是人家給我們錢，倒像是我們給他們錢似的。”

　　“即便因此他們真的撤資了，我們也得堅持！”義正辭嚴的態度，能夠讓人感覺到她當初與之后對于電影節“學術品位”與“文化意識”的堅守。也難怪后來有澳門五星衛視等很多企圖用金錢把大影節買走的機構根本沒有機會。

　　就這樣，大影節降生了，但用黃會林的話說，當時的大影節還是呱呱墜地的一個非常幼小、毫無力氣的初生嬰兒。

　　在大影節相關資料中，記載著大影節最初幾屆組委會秘書長回憶當初幾位年輕教師、學生騎自行車穿行20多公里去南城恰談合作的細節，以及艱苦敲定落實一項項具體操作的情境。

　　“缺錢”依然困擾著他們。“有一屆，當時任組委會秘書長的張同道老師找到我，說‘老太太，這屆沒有錢恐怕辦不下去了’，我說‘那可不行，有錢大辦，沒錢小辦，但不能不辦啊’，結果他回去和學生說，要辦，老太太強行起飛了！”黃會林說。

　　當我在之后的采訪中向時任第3至5屆大影節組委會秘書長、北京師范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教授、紀錄片制作中心主任張同道核對“強行起飛”究竟是哪一屆時，他卻說記不清了，因為那時沒錢是常態，幾乎沒有哪一屆不是“強行起飛”，一度緊急迫降但又化險為夷也是常有的。

　　運送拷貝靠蹬三輪車，甚至手提，所有會議標志、條幅得手工制作，辦公地點打游擊，辦公室沒有個固定電話，每天早出晚歸、加班加點，到食堂發現沒飯了是常事，個個嘴角生瘡，辦公桌上隨處可見金嗓子喉寶……采訪中，無論當時操辦歷屆大影節的學生還是老師，都會談起這些經歷，但都帶著一種回味的美好。

　　“學生中還傳說我最愛吃的菜是尖椒土豆絲——他們并不知道，這一愛好來自深刻的現實主義土壤，電影節的預算不允許我們發展出更豪華的口味。”說起這些，張同道還充滿歉意地窘笑起來，他說，當時他能給大影節工作的學生謀得的最大福利是每人一箱方便面。

　　“青春激情、學術品位、文化意識”，在第3屆大影節時，經討論采用了張同道為大影節提出的12字方針，自身定位與精神堅守就這樣確立，一個關于電影文化的品牌從此接受著歲月的磨礪，與篳路藍縷相聯，卻與物質貧窮無關。

　　張同道說，他覺得大影節很重要的特點，就是我們概括的這12個字。大學生評價電影不是完全冷靜的分析，必須是帶有激情的選擇判斷。比如大影節要求創新，喜歡有創新的片子，但他記得藝術創新獎空缺了好幾屆。“沒有就放棄，不能隨便給獎，尤其對我們的藝術創新獎、新人獎，每次評獎的時候說情的人多極了，但我們依然堅持。我覺得這種堅持是我們電影節贏得社會承認的一個重要元素。大學生電影節不是隨便評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