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藝”作為一種文藝現象，一般特指從1935年10月中國工農紅軍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到達陜北，至1948年春中共中央離開陜北這15年中，以延安為中心、包括陜甘寧邊區和其他革命根據地在內的革命文學藝術。

　　今年5月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70周年紀念。隨著眾多親歷者的先后離世，搶救收集第一手原始資料，整理還原“延安文藝”本有的格局和情景，系統記述中國革命文藝洪流的形成和發展，以典籍的形態將這一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下來，讓“延安文藝”的活化石留存后世，已經刻不容緩，需要分秒必爭。

　　一

　　“延安文藝”最值得重視的價值，在于它凝聚了“人民文藝”的基本精神：文藝來自人民生活，文藝要為人民服務，文藝家要和人民結合。——這是一條通過人民結合達到為人民服務的文藝發展道路，這條道路是由“延安文藝”在實踐中踏勘出來、而由《講話》在理論上總結出來的。這個永恒的命題，是“延安文藝”生命之所系，也是一切文藝生命之所系。不論時代如何發展、文藝如何變化，“人民文藝”這一基本精神是長青的。

　　1942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延安文藝”運動指導性和總結性的文件。毛澤東從“延安文藝”運動鮮活的實踐出發，從文學藝術的美學價值和社會使命入手，對歷史實踐主體與藝術創作主體的關系作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解答。人民是歷史實踐的主體，人民的選擇是歷史的最終選擇，也是藝術的最終選擇。文藝的美學價值最終體現為文藝在何種程度上反映了這一歷史實踐主體在歷史進程中的業績和主動性，以及他們在歷史實踐活動中表現出來的精神形象——性格、心理、感情、情緒等等。這既是作品社會價值的主要體現，也是作品藝術魅力的主要體現。

　　文藝如何將新的生活美轉化為新的藝術美？“延安文藝”和《講話》在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總結出一條唯物主義反映論的路子，這便是要求文藝工作者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然后進入創作過程。丁玲、歐陽山、柳青、李季等正是遵循這條路子，塑造了一大批已經成為歷史主人的新的工農兵形象的作品，開創了新的生活美轉化為新的藝術美之先河。

　　《講話》進而提出，作家藝術家要為人民大眾服務，就有一個改變自己的立足點和思想感情的問題。毛澤東提出了要改變文藝工作者對人民大眾不熟不懂的狀況，要深入生活和群眾結合，學習他們，描寫他們，同時教育他們和提高他們。文藝來自人民生活，文藝要為人民服務，文藝家要和人民結合，——《講話》緊緊抓住“人民”這一核心價值，由此出發，展開論述了文藝與革命、文藝與生活、普及與提高、作家世界觀的改造、文藝批評標準等一系列問題，成為指導人民文藝發展的思想體系，引領了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人民文藝實踐。這使“延安文藝”當之無愧被譽為中國當代人民文藝的淵藪和圭臬。

　　歷史上一切進步的、優秀的文藝作品，總是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與人民的生活和人民的情緒保持著某種深刻的聯系。“延安文藝”運動和毛澤東文藝思想的完美結合，使馬克思主義的人民文藝觀得到了創造性發展。《講話》的理性精神通過大眾化的“延安文藝”運動，轉化為整個社會的藝術行為，在千百萬老百姓的實踐和心靈中開花結果，乃至造就了一個中國文藝的燦爛時代。

　　二

　　五十四年前（1958年）我第一次讀《講話》，記得當時最真切的感受便是它的開拓創新精神，便是它的察人之未察、言人之未言的勇氣與氣度，以及包蘊于其中的創造激情、思考穿透力和表述的鮮明與機智。以后每讀一次，使我怦然心動的都是這種創新激情與開拓精神。正是這種感受，激發了一個普通讀者與那位偉大作者之間的共鳴和交流，點燃了潛藏于心的創造激情，拓寬了自己的眼界和胸襟，也誘使我進一步去探尋《講話》的開拓性思維結構和思維方法。

　　每一項社會實踐，每一種物質的、精神的產品，給予歷史的都有好幾個層次的留存。首先是這一產品在具體實踐中包含的物質和理論的既在性成果。其次是含納在某項社會實踐或物質、精神成果中的結構性內容。再次是實踐主體或創造主體固化在某項社會實踐活動或物質、精神產品中的特有的情緒心理內容。

　　我也是從這幾個層次來理解“延安文藝”和《講話》的。“延安文藝”和《講話》留給歷史的，既包含著毛澤東從“延安文藝”實踐中提煉出來的一系列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觀點和文藝方針政策，以及“延安文藝”成功的實踐；也包含著毛澤東在提出、闡述他的觀點時表現出來的開放性思維結構和創造性思維方法，以及流貫于“延安文藝”運動中的那種自由開放的、極富創造性的情緒狀態。這幾個層次，都是《講話》留下的精神財富，在過去70年乃至今后，都會對我國的文化藝術深遠地發揮作用。

　　在三個層次上，“延安文藝”和《講話》的內在氣質都是開放、開拓、創新的。

　　從既在性內容的層次看，“延安文藝”和《講話》的歷史首創精神和思想啟蒙作用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文學藝術的美學價值和社會使命的關系，對歷史實踐主體與藝術創作主體的關系，作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解答并用藝術實踐作了驗證。如前所述，這種解答既是反映論的、又是辯證法的。古往今來，能夠將這個眾說紛紜的問題解答得如此深刻而又淺顯，如此具有真理意義、又有中國特色，恐非“延安文藝”和《講話》莫屬。二是從生活與藝術的關系入手，在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有力地促進了新的現實美轉化為新的藝術美這一精神創造過程。

　　歷史唯物主義者主張，生活是藝術的源泉，美客觀地存在于人類的社會生活之中。“延安文藝”和《講話》反復強調并印證了這一觀點。問題不止于此，當歷史發展到了人民大眾已經由被壓迫被剝削者翻身作了主人，而且在革命根據地建立了自己的政權，開始有了自主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時，社會生活新的根本性的變化，必然產生新的美。如何將這種新的生活美（包括新的人物、新的精神面貌、新的社會實踐和生活圖畫）轉化為新的藝術美，是延安文藝工作者所面臨的新課題，也是他們能以建立新的人民文藝，為中國乃至世界文藝寶庫做出新貢獻的歷史機遇。

　　三

　　從結構性內容的層次看，“延安文藝”和《講話》在文化結構、思維結構和思想方法上，多方面表現出創新和開放特色。這不僅與《講話》作者毛澤東的文化構成和思維結構有關，也是延安文藝運動、延安文化人、乃至我們黨整個領導層文化構成和思維結構的一種聚光。

　　毛澤東青年時代的中西文化交匯，在后來的革命生涯中升華為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傳統和革命現實斗爭的結合。為準備《講話》，毛澤東在延安文藝界作了大量的調查研究，研究中外哲學和美學，重讀《魯迅全集》，讀俄國民主主義批評家“別、車、杜”的論著。知識結構的多維會給思維結構的開放以重大影響。

　　從延安當時的文化環境來看，也是比較開放和重視融匯的。且不說“中國新文學運動是以西洋文學的輸入而開始的”（周揚）這樣一個五四以來就形成的大文化背景，就拿陜甘寧邊區來說，文藝工作者相當一部分是從淪陷區、國統區聚匯而來，其中不少人在歐美和日本、東南亞學習或生活過，直接受過西方和東方文化的影響，他們構成邊區傳播和應用世界文化的重要因子。反法西斯戰爭的世界性決定了中國抗戰文藝的世界性，延安是中國抗戰文藝的中心，中國抗戰文藝是世界反法西斯文藝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使“延安文藝”在精神上、題材上、藝術追求上與當時的世界文化有著血緣的聯系。

　　這種開放的文化氛圍和文化結構，是《講話》唯物辯證法理論建構和思維方法的重要成因之一。毛澤東從中國社會和文藝的實際出發，緊緊抓住文藝與人民的關系這個主要矛盾，以此為立足點來解決其他問題，在論述各種問題時又總是在兩種或多種要素的結合中來建構理論框架。

　　《講話》不只是一般地談多種因素的結合，還具體分析各種因素交互作用的矛盾運動過程，也指出各種因素在結合過程中可能產生的不平衡狀態。比如，強調現階段中國文化不是封建的或殖民地的文化，也不是社會主義文化，而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新民主主義文化。它首先是為工農兵的，同時也把城市小資產階級勞動群眾和知識分子包括在服務對象中。他既批判了“寧要大眾不要藝術”，強調政治忽略藝術的觀點，又批評了強調藝術否定政治，主張“藝術至上”或“為藝術而藝術”的觀點。這就抵制了“左”的和右的傾向。

　　《講話》認為為人民服務的方向和藝術創作的規律是一致的，因而重視文學藝術的美學意義，強調文藝的典型化原則，主張對中國和外國豐富的遺產和優良傳統，要繼承、借鑒、為我所用。《講話》明確指出，革命文藝家要學習馬克思主義，但“學習馬克思主義是要我們用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觀點去觀察世界、觀察社會、觀察文學藝術，而不是要我們在文藝作品中寫哲學講義。馬克思主義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學中的原子論、電子論”。這里，既反對蘇聯拉普派那樣簡單地用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代替文藝創作方法，又批評了否定世界觀對創作的指導作用的傾向。《講話》反復強調革命文藝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頭腦中反映的產物，既重視作品的客觀性（“人民生活”），又重視作家的主體性（“作家頭腦”）。也正是由此出發，毛澤東強調了作家深入生活（客體）和改造世界觀（主體）的同等重要性，等等，都無不充滿了辯證法。

　　四

　　從情緒性內容這個層次看，在“延安文藝”和《講話》中，鮮明地流貫著一種思想啟蒙者、精神解放者和文化開拓者那種自由、自主、自信的精神狀態和情緒狀態。這種情緒狀態是一切歷史進步期和社會上升期的主流精神狀態，也是一切創造者、拼搏者的主流精神狀態。它會超越具體的行業、具體的時代、具體的歷史實踐，對人類生命和每個人的生命起引燃、激揚作用。

　　毛澤東是五四運動這一中國現代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的參與者，是在那一代思想啟蒙者和開拓者的精神氛圍中成長起來的，而且在以后的革命實踐中發育和成熟了自己精神創造者的心態。延安時期是中國現代史上的第二次思想解放運動。毛澤東是這次思想解放運動的發動者和引領者。《講話》與先后發表的《反對黨八股》《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以及活躍的邊區文藝運動，所表現出來的磅礴氣度和創造激情，使我們能以將潛藏在其中的情緒性內容和第二次思想解放運動的博大精神氣度交融為一體，讓你那么真切地感受到了一個新歷史時代的脈搏——

　　那是敢于面對新的現實，鮮明地提出新問題，創造性地解決新問題，開拓新的思考路子、理論路子和實踐路子的創新意識；

　　那是善于抓住機遇，從社會的整體環境和宏觀格局中，借助歷史推力，果斷解決某一方面問題的歷史智慧；

　　那是在廣泛深入的調查研究、平等真摯的討論討教中，在傳統、現實、未來的交集中，集思廣益、博采眾長，凝聚新思路的開放融匯精神；

　　那是重視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并能迅即將啟蒙的思考轉化為廣大民眾的共識，轉化為社會實踐行為，轉化為新的文化藝術模式，而進入歷史的文化實踐力、執行力；

　　那是論者和實踐者在從事精神創造時，能夠充分發揮自己的創造素質和潛力，而進入一種自如、自信、自主的最佳精神狀態；

　　中國作風、中國氣派、中國智慧，創新的內容、創新的思維、創新的激情——這就是我們從“延安文藝”和《講話》中強烈感受到的。

　　五

　　堅持、發揚“延安文藝”傳統和《講話》的精神，開創社會主義文藝的新局面，就要堅持它的基本精神，既包括堅持它富于歷史首創精神的既在性內容，也包括堅持它多維開放的結構性內容，更包括它自由創造、積極開拓的情緒性內容。

　　歷史發展到今天，我們的文藝面臨著全方位發展、創新的歷史新課題。“延安文藝”和《講話》關于“人民文藝”觀的三大要點（文藝來自人民生活，文藝要為人民服務，文藝家要和人民結合）所涉及到的六個主題詞：“文藝”、“文藝家”、“人民”、“人民生活”、“服務”、“結合”，幾經歷史性變遷，內含有了極大的豐富和發展。“人民”的內容變了，“人民生活”（包括精神生活）的內容和形式變了，“文藝”的面貌也變了，“文藝家”的思想藝術素養變了，文藝為人民服務的路子寬了，文藝家與人民結合的目的任務方法手段也豐富多樣了。在這每一個變化中，都有著創新、拓展的廣闊天地。

　　而且，現代人知識構成的變化和現代科學特別是思維科學的發展，既印證了、也極大地豐富了馬列主義的認識論和辯證法，使我們思考文藝各類問題有了更好的條件。改革開放以來，第三次思想解放運動蓬勃興起，奉實踐為檢驗真理的標準，在鄧小平理論和科學發展觀指導下，現代市場經濟引發了社會生活的深刻變化，引發了政治、文化和價值觀念的深刻變化，中華民族更是進入了一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物質生產力和精神生產力大解放的新時期，這更為我們繼承發揚“延安文藝”和《講話》的基本精神提供了最好的歷史機遇和社會環境。我們要不辜負時代的要求，承擔起這一歷史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