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作家賈平凹在接受《陜西日報》記者采訪時，對自己近四十年的創作生涯如此總結：“我曾獲第一屆全國短篇小說獎，那是新時期第一個國內的獎項，當時和我一起得獎的有二三十個人，現在他們基本上都不寫小說了，只有我仍在堅持。”他進而強調，中國文人要為時代、為社會立言。無疑，這是賈平凹的肺腑之言，也是他這么多年來始終屹立于中國當代文壇的秘訣——堅持信仰，不辱使命。

　　我深知，身處一個普遍奉行物質與權力的時代，公然談論文學信仰不啻于一種奢望。在一些拜金主義者眼里，文學信仰一文不值，非但與現實格格不入，還顯得那么奇異另類。甚至在當下不少作家心中，文學也早已和市場同流，與世俗合污，唯獨與信仰無關。信仰的缺失，惜乎成為這個時代的文學之殤。由此帶來的直接后果則是，最引人關注的并非那些默默耕耘的作家，最受人矚目的并非那些思想厚重的作品。相反，一些善于制造新聞話題的作家、一批熟諳市場潛規則的作品，受到讀者盲目追捧。久而久之，炒作手段的高低、作品版稅的多寡、個人名利的大小，成為某些作家的終極追求。失去了信仰的文學，還是文學嗎？

　　必須重提文學的信仰。這不是一件多么令人尷尬的事情，恰恰相反，我認為它是一個作家之所以為作家的基本素養與品格。放眼古今中外，無論哪個時代，凡文學繁榮者，必定有著濃厚的文學氛圍；無論哪位作家，凡成就斐然者，必定有著虔誠的文學信仰。對每一位有志于文學的作家而言，信仰不是精神點綴，可有可無，信仰是生命食糧，貫穿始終。黯然時，信仰是一盞明燈，照亮孤寂乃至清貧的寫作之路；失意時，信仰是一抹暖陽，撫慰迷茫而又無助的困惑之心。唯有信仰的燭照，文學作品才能因此而更加深刻，文學影響才能因此而更加深遠。也唯有在信仰的指引下，作家才能為時代、為社會立言。

　　為時代、為社會立言，傳達的是一個作家的胸襟與氣度，彰顯的是一個作家的道義與擔當。墨西哥作家富恩特斯曾說過：“如果我們不開口說話，沉默的黑暗統治就會降臨?！睂θ魏我粋€有良知的作家來說，富恩特斯的話即意味著關注社會現實、關懷人生遭際、關心民族命運——這是文學最基本的東西，也是作家最基本的使命。由此，我想起了俄國偉大作家托爾斯泰。出于道義和良知使然，他塑造了不可磨滅的藝術形象，表現出俄羅斯民族深重的苦難和深沉的思索，以及內心的憎恨與熱愛，藉此深深打動并喚醒他的國家和人民，從而被譽為那個時代的“精神導師”和“指路人”。

　　而我們今天有些作家，面對現實中的疼痛、憂傷和種種不幸，則干脆“躲進小樓成一統”，沉湎在一己之私里，以“個人寫作”的名義遠離生存現場——這無異于另一種精神逃避。誠如作家韓少功所說：“眼下有不少作家只剩下嘴頭上幾個標簽，喪失了思考和發言的能力……民眾關心的，他們不關心。民眾高興的，他們不高興。民眾都看明白了的，他們還看不明白，總是別扭著?！灾连F在，最平庸的人沒法在公司里干，但可以在作家協會里混。最愚蠢的話不是出自文盲的口，但可能出自作家之口?！保n少功：《我們傻故我們在》）他的這番話，無疑值得那些混世的作家們深思。

　　必須重提作家的使命。在作家閻連科看來，“今天中國的現實樣貌，已經到了不簡單是一片柴草、莊稼和樓瓦的時候，它的復雜性、荒誕性前所未有。其豐富性，也前所未有?！比欢?，面對時代的豐富與復雜、怪誕與奇異，多數作家卻“自愿放棄心靈對某種真實的探求，不去主動讓靈魂抵達社會現實的最內部，抵達人的最真實的內心”。（閻連科：《發現小說》）我完全贊同閻連科對于中國當下現實圖景的判斷，并對他提出的作家無視現實回避問題這一弊病，深表憂慮。這個時代的復雜毋庸置疑，而比時代更為復雜的，其實是人心。無論世道如何變遷，皆因人而起，因人而終。人心的善與惡，無不是時代的鏡像與寫照。作家的真正使命，即是盡可能地褪掉個人主義的“傲慢與偏見”，深入豐富而復雜的社會現實和人心世界，揭示“存在的荒謬與奇異”，表現文學創作的深度和廣度。

　　數十年如一日的堅持，是賈平凹內心不變的文學信仰，正是這份從不言棄的信仰，成就了一個長盛不衰的賈平凹。他在采訪中還談到，“我一直認為，創作是不需要熱鬧的一個行業。作為一個作家說到底是作品，別的都是過眼煙云。”誠以為然。世界如此喧囂，我們的作家，又能否對此不再浮躁虛妄，而是從容淡定，沉下心來，寫出更加溫暖的作品來？時代如此復雜，我們的作家，又能否對此不再熟視無睹，而是挺進時代，直面生活，寫出更加深刻的作品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