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家楊光祖在3月14日《中國藝術報》發表一篇題為《陳忠實與宣紙本〈白鹿原〉》的文章，文中說：“看到《小說評論》連載他（指陳忠實）的《尋找屬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創作手記》，我看了幾遍，有點著急。就發了一個短信過去：希望停止《白鹿原》創作手記的撰寫。作家對自己的作品最好少說話，更不能如此大篇幅地陳述。《白鹿原》是一部厚重的長篇小說，最少50年內依然是人們的話題。作者說多了，堵塞了小說可闡釋的空間，影響了作品的生命，這無疑是一種自殺。”

　　作品寫出來了，發表了，出版了，就屬于社會。文學作品，歸根結底，是作者表達對客觀世界的情感和看法。至于這種情感和看法好不好、對不對，以及表達方式或手段是優是劣，是否臻于完美，接受者完全可以有不同的感受，各異的評斷。

　　“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這在人的審美活動中是極正常的。

　　古人云，“詩無達詁”。詩如此，一切品種的藝術亦不例外。欣賞趣味的多樣性，審美標尺和角度的多維多元，這正是文學藝術的魅力所在。有一百個讀者就有一百個哈姆雷特，即屬此理。一覽無余，一眼能窺其底，那必定是平白、平庸之作，藝術含量必稀，價值必低。

　　往往有這樣的情況，作家創作時沒想到的，生活的邏輯促成他寫出了他自己也沒料到的意味，讀者、批評家體察到了，作者不會也不應該站出來否認。

　　至于作家對自己的作品可不可以寫“陳述”（即“創作手記”或“創作談”）？原則上我同意不要寫。但也并非絕對不可寫。遠的不說，近的如中國新詩一代宗師臧克家晚年寫的《甘苦寸心知》，對他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作品一一加以解析，十分有益于研究人員對其早期作品的研究；當下許多文學刊物在推出一篇“頭條”作品的同時，往往附以作者的“創作談”，以助于讀者更好地理解和欣賞作品。

　　作品一經問世，便屬于社會，理應任人評說。讀者和批評家盡可對作品文本進行各不相同的解析，而不必考慮作者的創作意旨和初衷。作者的創作自白，應該完全不影響讀者的自主閱賞，不會“堵塞”批評家“闡釋的空間”，更談不上什么“自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