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梁啟超第一次從日本引進“武俠”這個概念，才有了“武俠小說”這個說法。而真正我們現在所熟知的武俠小說的形態，也是從清末民初的時候才開始形成的。但中國的武俠小說有著深厚的歷史積淀與淵源，“一代有一代之武俠小說”。在漢代，就是《史記》里面的《游俠列傳》，在唐代就是唐傳奇里面的《聶隱娘》《昆侖奴》和《紅線》，在宋代、元代就是宋元話本里的樸刀和桿棒類的話本，到了明代就是《水滸傳》，到了清代就是《三俠五義》，而到了民國時候就是《近代俠義英雄傳》。

　　談一下我對“武俠”的理解，把“武俠”二字分開來看，武相對來說比較好理解，就是指武功、武藝，或者是武術。分歧比較大的是俠。往大里說有一種說法，即“俠之大者，為國為民”；往小里說，但凡做好人好事，別人有困苦時我們去幫助也可以稱之為俠。比如前一段時間網上非常流行的視頻《雷鋒俠》，這個稱謂本身很有意思，就是把“雷鋒”和“俠”放在一塊兒。

　　我所理解的俠，更看重這樣一個概念，就是司馬遷所說的“其行雖不軌于正義”，或者是韓非子說的“以武犯禁”，就是說俠應該是和主流體制和道德體制格格不入的，不是說俠不講道德，而是有其道德評價標準，與盜亦有道類似，他們的道德和一般人有區別。另一方面，他們的行事也是一般人很難達到的。總結起來俠應該具備這樣的條件：言必行、行必果、諾必誠，不愛其軀，不矜其能，羞伐其德。這些話說起來簡單，但是做起來很難。所以與其說俠超出一般人的地方，是因為他擁有超乎我們想象之外的武功，不如說是他具備我們達不到的這些素質。所以現在武俠小說之所以陷入困境，就是把俠寫得太正常，太趨于常人了。

　　武和俠是合二為一的，自從梁啟超提出武俠這個概念的時候，就結合在一起了。那么武和俠有沒有可能分割開來，單談武或者單談俠？比如《儒林外史》里面有一個人物叫杜少卿，這是一個非常奇怪的人物，從武的角度來看他絲毫不會武功，但是他是一個非常愿意幫助人的人，而且他的道德觀念也跟當時主流道德觀念格格不入。根據我們以上所說的兩條無論哪一條他都符合，他可以稱之為是一個俠，但是他跟武是比較絕緣的。

　　又比如大家比較熟悉的《鹿鼎記》，現在我們認為《鹿鼎記》是對俠的解構或者是反撥。但是我覺得它最大的特點不是反撥俠或者解構俠，而是對于武的解構。《鹿鼎記》里面很少寫到武功，神奇的武功，基本上更像一部歷史小說，敘說整個康熙朝的歷史，而小說的主人公韋小寶幾乎什么武功都不會，但是他偏偏能夠在各種江湖里面游刃有余，如魚得水，這其實是對于武的一個消解，而不是對于俠的消解。其實從我上面所說這兩點，擁有旁人不能企及的能力，或者是擁有跟主流社會格格不入的這種道德準則來看，稱韋小寶為俠之大者也未嘗不可。

　　武和俠的分裂問題在小說里面體現還不是很明顯，問題最大的是在電影里面。我覺得現在武俠電影最突出一個問題是把武和俠隔離開來，只表現武，而不表現俠。因為用影像表現武更便利，同時由于武俠電影故事上的無力，對俠的表現都是很蒼白的。前段時間一個大片《武俠》的英文海報，除了武俠這兩個字，其它全部是英文，其實武俠在這個海報里面跟其他的英文沒有分別，武俠對于外國人來說其實就是一個符號與標志，武俠越來越等同于功夫，沒有一個內涵或者是蘊藏在里面，這也是武俠電影的一個問題所在。

　　在近日由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舉辦的第十一期青年文藝論壇上，中國藝術研究院文化發展戰略研究中心葉楚炎博士就“武俠”概念作出解讀。本報記者何瑞涓整理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