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當代文化史上，《講話》具有深遠影響，它開創了人民文藝傳統，從外部前所未有地把文化權力賦予人民，從內部提出重塑人民主體性的問題。

　　就外部賦權這一層面來說，在此之前，科舉制度、尤其是宋以后通過科舉制度形成的士大夫文化政治制度是中國歷史上一次重要的文化權力開放：相較于貴族門閥制度，科舉制度打開了平民可以通過科舉考試進入文化權力中心的門徑。到了五四運動啟蒙時期，文化權力進一步開放，啟蒙精神提倡平民教育，讓文化走進鄉村走向縣城。但是，無論是科舉還是啟蒙，這種開放只是讓平民獲得被教育的權利，而教育的形式依然是自上而下的，平民接受教育之后，獲得的是個體身份的改變，而不是整個階層文化地位的提升：平民中的個體可以通過接受教育變成士大夫、文化精英，但平民整體仍然處于整個文化結構的底層。

　　《講話》中提出很重要的理念：“文藝為工農兵服務”，在中國當代文化發展歷程中具有革故鼎新的意義，它顛覆舊的、創建新的文化權力秩序。《講話》對文藝的理解，首先不是教育功能，而是為工農兵服務，這就顛倒了我們長期以來所習慣的知識分子在上、平民大眾在下，我啟你蒙的模式，知識分子首先要學習工農兵的生活觀、世界觀，從此以后，千年以來即使出現在舞臺上也只是龍套、過場的工農兵，不但占據了舞臺中心，而且有權自己決定自己的舞臺形象應該是什么樣子。比如《白毛女》中知識分子一開始設置的一個情節是喜兒懷孕以后，以為黃世仁會娶她，于是披上紅襖在舞臺上且歌且舞，非常歡樂，農民看了之后覺得不可以，“我們農民的女兒怎么會這么沒骨氣”，因為農民不同意，所以這個情節被刪掉了。現在看來也許不足為奇，但讓我們回想一下啟蒙時期的文藝作品，阿Q和祥林嫂他們未必就愿意自己被寫成那樣，但是那時他們對文藝是沒有發言權的，《講話》開創的這個傳統中，勞動人民勞動一天之后，把鋤頭一放就觀看秧歌劇、《白毛女》等作品，看完了就提意見，而且他們的意見被大量地吸納，人民可以參與到創作和批評中，有了鑒賞的權利，從賦權的角度來說，這是《講話》非常偉大的一點。

　　就內部重塑人民主體性這一層面來說，《講話》對啟蒙傳統是一種繼承和超越，它在一個新的文化模式下，強調文藝的教育功能。這種教育與啟蒙時期的教育最根本的不同，是它的教育權力主體從經營知識分子轉化為現代政黨。啟蒙提倡的教育是以西方現代性內容為支撐的教育，《講話》中的教育是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現代政黨以自己對中國現代歷史的理解和把握，以自己的政治理想去重塑一代人的思想，它既是重塑勞動人民，也是重塑知識分子，是在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化和知識分子的勞動人民化的雙向運動中，從外部賦予人民文化權力，再從內部教育人民如何掌握這種權力，讓他們意識到自己是社會和歷史的主人，令他們產生以自己的努力去創造一個新世界的覺悟。

　　近日，在中國藝術研究院紀念《講話》研討會上，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后盧燕娟做了以上發言，本報記者怡夢根據錄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