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圖/孫菁

　　采訪者：李博（中國藝術報記者）

　　受訪者：褚盟（新星出版社“午夜文庫”副主編、推理文學評論家）

　　今天的日本，已經毫無疑問地成為世界推理小說的創作中心。島田莊司、東野圭吾、宮部美雪、京極夏彥、道尾秀介等如雷貫耳的推理小說巨匠，正在前赴后繼地筑造著日本推理的摩天大樓，他們創作的《占星術殺人魔法》《白夜行》《火車》《魍魎之匣》《鼠男》等經典作品，無論從思想深度、敘事技法、人物塑造，還是從懸念設置、詭計設定、邏輯推理方面看，都讓國內的推理小說望塵莫及。殊不知在19世紀末，推理小說幾乎在同樣的時間傳入了中日兩國，而中國推理小說的先行者程小青自1911年開始創作的霍桑探案系列的水準甚至遠遠高于日本同期的推理作品。一百多年過去了，導致中國推理小說遠遠落后于日本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中國推理小說又該怎樣奮起直追？本報記者帶著一系列問題，采訪了全國最大的推理文學出版平臺“午夜文庫”的副主編、推理文學評論家褚盟。

　　記者：中國推理小說的出版在近幾年進入了盛況空前的階段，從數量、種類到銷量、口碑都比過去大幅提升，您認為推理小說出版的繁榮對于國內推理的創作是否產生了積極影響？

　　褚盟：大約從2008年開始，以新星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團為代表的一些出版社開始從專業的角度進行系統的推理作品翻譯、出版工作，在追求經濟效益的同時也在有意地培育中國本土的推理文化，這肯定會對國內推理小說的創作起到積極作用——至少一大批有志于從事推理創作的年輕人可以閱讀到大量高水平的國外推理作品。

　　然而就提升國內推理創作的水準而言，四五年的時間還遠遠不夠。日本優秀推理小說層出不窮的基礎是日本的推理文化已經非常成熟，而我國的推理文化現在還處于萌芽階段，我們尚需要更長的時間去消化、去培育，并且像日本那樣盡可能地將國外推理文化與本土文化相結合，形成屬于中國自己的推理文化體系。要知道，從美國人愛倫·坡創作第一部推理小說《莫格街兇殺案》到英國人柯南·道爾通過福爾摩斯系列將推理小說發揚光大，其間經過了整整46年；而日本本土推理的全面崛起，更要等到82年之后的1923年。這說明一個漫長的培育期是必不可少的。

　　記者：那么您怎樣看待目前國內推理小說創作的現狀？

　　褚盟：拋開出版環境因素的制約不談，中國創作者自身需要提高的方面還有很多。事實上，與其他類型小說相比，創作推理小說的技術含量更高，它不僅需要創作者具備一般小說必須的敘事推動、人物塑造等功力，還要求他們掌握法醫學、物理學、化學、法學等相關的專業知識以及非常嚴密的邏輯思維能力。與日本的創作者相比，我國的推理小說作者在以上各個方面都有著較大的差距，這些差距反映到作品上，就是無論從思想內涵、人物塑造上看，還是從懸念設定、邏輯推理上看，國內的推理小說都比日本推理差了不止一個檔次。

　　記者：您認為這種全方位的差距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

　　褚盟：創作推理小說首先需要的就是充沛的創造力和想象力，然而國內很多創作者最缺失的恰恰是這兩種能力。我們向來重視培養孩子的模仿能力，卻往往忽視培育孩子創造力的重要性，而創造能力的缺失，對于推理小說的創作而言是致命的。

　　另外，國內創作者在自然科學和邏輯學方面的不足也是導致國產推理小說水準較低的重要原因。中國傳統文化比較重視人文科學，講究感悟，強調的就一種悟性。由于自然科學傳統的長期缺失，國人的分析能力和邏輯觀念普遍不強，這十分不利于推理小說的創作。

　　我們只需閱讀一下日本推理小說大師東野圭吾的《偵探伽利略》《變身》等作品，就會發現他擁有非常過硬的理工科背景，其作品中涉及到的自然科學知識多不勝數，從基礎的物理學、化學一直到克隆技術和腦科學。再比如“妖怪推理”大師京極夏彥，他對于日本乃至全世界的妖怪文化的研究絕對達到了專家級別，而他創作的《姑獲鳥之夏》《魍魎之匣》等推理小說則被稱作妖怪文化的百科全書。我們有東野圭吾、京極夏彥這樣具有專業知識背景的推理小說作家嗎？答案顯然是沒有。國內的一些創作者竟然能想出“冰塊沉入水池底部堵住排水口”這樣的所謂“詭計”，這種連常識水平都達不到的作者，又怎么能寫出優秀的推理小說？

　　記者：除了思維觀念和知識積累等方面的不足，國內推理小說作者在創作觀念上是否也存在問題？

　　褚盟：問題同樣嚴重。國內的一些作者總是在強調自己的作品是高于一般小說的推理小說，他們認為自己的小說主打的是技術含量極高的詭計，因而對于人物塑造、情節推動等因素都表現出十分的不屑。這些作者其實忽略了一個最根本的問題，那就是推理小說的前提是小說。

　　任何優秀的推理小說除了要設計出異常精妙的詭計之外，更需要講述一個引人入勝的精彩故事、塑造幾個豐滿立體的人物形象。舉個例子，普通讀者一般都會對寶、黛、釵以及孫悟空、豬八戒等人物記憶猶新。同樣的，《福爾摩斯探案集》中的60個案件你能記住幾個？也許不會超過10個。但福爾摩斯和華生等人物的光彩形象卻是你永難忘卻的。

　　從目前來看，國內的推理小說作者與市場越來越脫節，作者和讀者之間越來越相互“鄙視”——創作者越不考慮讀者，作品的水準就越差，讀者就更不買單，長此以往，必然會陷入一種惡性循環。還是那句話，只有具有中國本土特色的推理文化發展得越來越成熟，我們的推理創作才會日漸步入正軌。

　　記者：日本推理小說發展繁榮的經驗能為我們提供怎樣的借鑒？

　　褚盟：在日本，有志于成為職業推理作家的年輕人車載斗量，日本年輕創作者一般都具有這樣一種心態：在藏龍臥虎的創作者中，自己不能脫穎而出是十分正常的，如果有朝一日自己真的出名了，那一定是上天的恩賜，自己必須得好好珍惜。而我們呢？國內很多年輕創作者都具有一種極強的投機心理和功利主義觀念，他們會將艱苦的積累和磨練過程完全忽略掉，巴不得處女作就能達到《嫌疑人X的獻身》那樣的水準，繼而平步青云、名利雙收。這樣的想法，顯然是幼稚且不切實際的。

　　此外，日本出版界對于作家的尊重程度之高也讓我們感到汗顏。在日本，作家、漫畫家等文化創意工作者的地位是高于出版商的，尤其是對于東野圭吾這樣的大家而言，基本上是作家怎么安排，出版商就怎么執行。更讓我們驚訝的是，日本的出版商非但不認為自己受到了壓迫，反而以此為榮，認為尊重作家是日本出版業能夠持續繁盛的重要保障。反觀我們國內，一些出版商認為自己出了錢，就有權力對創作者呼來喝去，其結果就是即便出版商對于創作者的作品不夠尊重、對市場的了解也并不準確，創作者仍必須選擇屈從。

　　記者：推理小說在日本是典型的大眾文學，但在中國卻只能算是小眾的寵兒——雖然有一批鐵桿擁躉，社會影響力卻十分有限。您認為在中國，推理小說怎樣才能從小眾走向大眾？

　　褚盟：從目前來看，日本的推理小說已經超越了類型文學的束縛，達到了大眾文學的層面，類型色彩濃厚的本格推理已經不再是日本推理創作的主流。日本的創作者、出版者和讀者在近些年中齊心協力所做的一件事，就是逐漸消除所謂推理的概念，將日本推理小說的外延不斷擴大。特別是東野圭吾，他早期也創作過很多《放學后》這樣的本格推理小說，但經過十幾年的摔打和磨礪，他相繼寫出《惡意》《白夜行》《嫌疑人X的獻身》等社會派推理佳作，也逐漸確立了推理小說大師的地位。

　　反觀中國，我們的推理小說作為一種類型文學尚未達到成熟，更遑論將它提升到大眾文學的層面。由于國內的推理文化尚未形成，很多創作者和讀者的觀念還比較狹隘，大多數讀者對于推理小說的定義還停留在福爾摩斯和波洛的階段，對于那些帶有一定社會意義的作品，他們一概不承認是推理小說。

　　為了國產推理小說能夠更加健康地發展，國內的創作者、出版者和讀者的包容性都應該更強一些。想當年，日本推理小說的鼻祖江戶川亂步就將自己的作品定義為“五花八門的帶有奇異味道的小說”，當時日本的讀者非常寬容，并沒有因為江戶川亂步的某些作品不像柯南·道爾的福爾摩斯而粗暴地予以排斥。正是在那樣一種寬容的環境下，通過江戶川亂步、橫溝正史以及之后的松本清張、森村誠一、島田莊司、東野圭吾等作家的不斷探求和摸索，日本推理小說才逐漸找到了一條真正適合本土的創作之路，并一直繁盛至今。個中經驗，值得我們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