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國畫史》劉曦林 著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余于畫史一尚真實，二尚客觀，三觀其變。尤其20世紀群雄競立，思潮迭起，流派紛至，各有其是非與歷史貢獻。由于政治風云時有變換，或以自家之主觀立場代替客觀之歷史存在，史事、人物、作品均有所偏蔽。故余雖有個人之喜惡，仍盡力給各家各派以歷史位置，不因主流而棄支流，不以新派而遮蔽傳統派，反之亦然。同是新派，亦不必重徐悲鴻，輕林風眠，忽劉海粟。至于許多有爭議的人物若徐悲鴻、劉海粟、吳冠中、周韶華等，各種有爭議的論題如中國畫之前途，“新文人畫”、“筆墨”官司等皆摘要備錄諸家之說，以為后人之參考。

　　歷史在同代人眼里時受外部形勢和人物地位的影響而扭曲，但一切歷史被當做當代史時，又易變為合法存在的文化策略，被現代觀點的實用主義選擇而失衡變味。寫專史未嘗不可，但往往棄置對立面的存在或將對立面說得一無是處。余寫中國畫史，自然不會寫太多與中國畫無關之人與事，但在中國畫內部，我將給傳統派、新派，給京派、海派、嶺南派，給主流中國畫、新文人畫、實驗水墨以各自的位置，并指出其各自存在的問題。這并非“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取消了事物界限和規律規定性的相對主義，因藝術非階級斗爭，非唯物與唯心之對立物，非敵我不相容之戰場也。事實上雖確有打倒對方以為自己張目的各類極端人物，他們更適合于作派別的鼓吹手和斗士，而不適合于作藝術史家。除非你是某家某派雇用的史家，你就應該客觀地秉筆直書，正視歷史。西方藝術史家寫世界藝術史，往往輕視東方藝術、中國藝術，寫當代藝術史者也把主流藝術排斥于“當代”之外，那么這“世界”與“當代”的范圍就大打了折扣。偉大的藝術家誠然有我自為我，自有我在的立場，但他也絕不會排斥異樣文化的營養，藝術家可以任意搞、任意玩自己的花樣，但無須打倒別人的別樣藝術，就像齊白石、黃賓虹就不曾盲目地排斥西畫，周思聰和盧沉就主張吸收現代構成。藝術史家應該懂得，除非藝術陷入了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之中，在正常的情況下是應該“和而不同”的。藝術不能等同于非藝術，但在藝術的范圍內，在國家憲法和真、善、美的藝術底線上，它是一種可以“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相互寬容的物事，孔子曰“游于藝”者是也。“多樣”說漸被“多元”說取代也是世紀末的客觀現狀。藝術家可以“獨持偏見”、“一意孤行”，甚至于可以放浪不羈、胡說八道，這或許有助于他藝術個性的獨立，若從事藝術教育，當然也有助于形成一個學派，但亦恐誤人子弟，學生必因偏食而營養不良。美術史家不能如此，因為他必須尊重歷史，尊重藝術規律，評人論事必須真實且有恰當的分寸。這并不是說史家就沒有自己的藝術觀點和藝術主張，也沒有是非曲直的立場。他可以直言其立論，亦可隱含于史事評述之中。起碼，我站在藝術的立場上，不會稱頌非藝術和反藝術；我會秉持美、善的立場，而唾棄惡、丑之劣術；我將站在中國畫的立場上，維護其民族傳統、民族特色，鼓呼它健康地演化和開放地拓展，以民族的、個性的、現代的、健康的美學品質獨立于世界藝術之林。這不是一部專論，而是一個世紀的畫史。史中有論，述中有思。在這一個世紀的思潮、事件、人物、作品的背后是值得總結的藝術的規律，是值得后世思考的文化的問題。

　　無疑，本人之尊重歷史，不可能沒有哲學之根，這哲學根據是否可以稱為歷史唯物主義我不敢自詡，但我將朝著這個方向努力。我寫民國時期，就不能不正視國民黨的主義和政策，我寫中華人民共和國，就不能不正視毛澤東和鄧小平文藝思想，就不能不反思歷史的經驗教訓。有些當代主義的理論家是從來不正視新時期的主流文化的，斷然說現實主義人物畫不會在歷史上留下任何痕跡，我當然不會茍同；我必須以足夠的筆墨撰述正視人生的現實主義，并高度重視蔣兆和、周思聰這類大家，但我決不會因此輕忽吳冠中、谷文達、劉二剛的存在，他們也是歷史人物，他們的作品同樣是歷史的筆痕墨跡。你可以不同意他，不欣賞他，但不能說他不存在，也不能不分別指出他們存在的問題，因為他們也確實都存在問題。包括經典的現實主義作品在內，沒有十全十美的藝術，只有盡可能地追求完美。存在的不一定是合理的，更不一定是最好的。如果站在某家某派的立場上，顛倒主流與支流、主弦與和弦的關系，同樣不是歷史唯物主義，因為你寫的是中國史，而不是某家某派史，這就需要你站到九州之上的云空去鳥瞰這大地上的風云，始可具“思接千載，視通萬里”之眼光。

　　歷史是許多事件連綴成的長鏈，畫壇是由許多個案組合的群體，有些事件和人物自身就可以寫一部專史，但在這樣一部書里不可能全部深入地交代這些事件的始末和人物的細節。因此就要有所選擇。事件之大小雖各有觀點但比較好辦，人物就難了。涉及到事件的人物又好辦些，如陳獨秀與“美術革命”，吳冠中、張仃與筆墨論爭。涉及到繪畫自身就比較難，你不能按官職大小、姓氏筆畫來排隊，有些地方我寧肯按出生年齡為序，或許也還有些先來后到的味道。我對畫家按藝術成就或藝術影響分作幾個檔次，或章，或節，或一，或（一），或一段，或三五句，或僅二三字，起碼也有七八個階梯了。我不知道這樣是否準確恰當，因為讀者只選擇他喜愛的畫家，畫家更重視他自己和自己的師友，或者他這一流派的位置。由于審美標準的幾度變異和混亂，我無法按“六法”，按神、妙、逸、能去分品，然后再做些上、中、下的分檔。其中許多畫家我只是正面評述，是不見得沒有反對意見的，而對重要畫家往往是記述了不同看法的，有時候這字數又不盡然與其藝術成就成正比，只不過他作為社會人物對畫壇的影響不容忽視而已。鑒于當下網絡信息之方便，許多人的生平可以查到，亦簡練處之，除已故者外，各種官銜一概省略，因為大多官銜甚至于價位與藝術高低并無必然聯系。一般情況下，其藝術表現及作品均以2000年為下限，而對其評論則不為所拘。雖然寫作期間眼見得新人新作迭出，而不得不割愛，唯2001年以來至付印前已故之畫家，仍然將其卒年記入，這是不得不說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