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既是詩人田禾的“逃離”之地，也是他“皈依”之地。正是這種“逃離”與“皈依”的宿命般的糾纏，讓為人為詩從來不著意顯山露水的田禾日益顯露出他的崢嶸。

　　“去過很多村莊。從一個村莊出發/順著一根血緣的藤摸去/大姑爺、二舅、四姨、六表叔/都長在藤上。”（《去過很多村莊》）田禾用“一根血緣的藤”來描述人與村莊之間的聯系，我們也可以借用這根“血緣的藤”來理解田禾與鄉土的關聯。

　　田禾詩中有樸實、淳厚的鄉情：“一顆葡萄是我最小的故鄉/我用指尖丈量她/撫摸她完整的血脈和皮膚”。（《葡萄架下》）這種鄉土是有情趣的：“清晨喂雞鳴半兩/夜晚喂月光三錢”（《養魚》）“在這個深山的工棚里，一場雨/聚集了那么多的陌生人/他們彼此點頭、微笑，用眼睛說話/像一群臨時的親人”。（《避雨記》）這些詩作，流淌著一種樸實的生活氣息，標記了詩人的鄉土印記——他始終是有鄉土身份意識的詩人。鄉村中的一山一石、一草一木，都能以一種很本色的形態進入到他的詩歌文本。破敗的茅草屋土坯房、庭院中的葡萄架、平原與麥地、四野的谷子與棉花、陰森森的墳地、吊腳樓與老水井、平靜的池塘與細小的河流、水草與河邊的野菜、生產隊里的破鐘、丟失在路邊的一棵麥穗、一應農具與家什、秋后栽種的油茶與桑麻、深山的工棚和廢棄的榨油坊，諸如此類的意象反復出現在田禾的詩中，構成了他“鄉土”的物質形態，也烙印出“鄉土中國”的文化象征。

　　田禾的詩，往往以一種素樸、冷靜到冷漠的筆調，細碎、繁瑣的物象，營造一種“具體化”的寫作效應。《擺攤點的民工》《兄弟分家》等諸多詩篇都運用了“具體”的寫法。這種帶一點點殘忍的“具體”，似乎更能直逼歷史的真相。中國的鄉土經驗，總是伴隨著揮之不盡的苦難意識；田禾的“具體化”寫作則讓“苦難”呈現出浮雕的形態。這正體現出詩人的藝術法則，詩也因此獲得了歷史批判的力度。田禾的鄉土詩的現代特質，就隱含在日常經驗的“尋常”敘事中。就田禾對中國當代鄉土詩創作形態的探索與貢獻而言，“具體化”寫作經驗值得引起文壇更多的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