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孫晶巖沒有把在看守所獲取的底層真相僅僅當做社會的孤立現象和特殊事件，而是放置于現代化進程的宏觀背景，加以考察、挖掘，透視并凸現其深層的社會學意義。

　　◎ “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孫晶巖通過解剖麻雀以小見大，管中窺豹，既有理性的觀照，又有感性的投入。無論是在押人員或死刑犯，還是監管民警，她都把他們還原為普通人，當做有血有肉的生命個體，并上升到了國計民生的憂患高度，賦予其超越故事本身的意義和深度，也就可以理解了。

　　孫晶巖的每部新作品總能滿足讀者的期待，這與其擔當精神和使命意識有著順理成章的因果關系。新世紀以來，作者曾出版《中國女子監獄調查手記》《重綻芬芳》《女監檔案》三部取材于監管戰線的厚重作品，《中國看守所調查》之所以顯得更具超越意義，源于一種深度思考之后的認識升華，“這本書的首要目的是希望能夠從源頭上扼制犯罪”。這意味著，作者從一開始就選擇了一條直面風險、勇于探索的書寫路徑。

　　許多年來，孫晶巖在一次次跨界寫作中詮釋了什么是行者無疆的巾幗本色。她的報告文學作品多為“國字號”的敘述規模和體量，那些甚至讓一些須眉作家為之生畏的題材，她卻能“萬水千山只等閑”地從容挑戰，這在當代女作家中是比較罕見的。在孫晶巖筆下，宏大敘事不僅是國家敘述，時代敘述，還是體驗敘述，精神敘述。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本來有十四個可以選擇的采訪點，她卻“毫不猶豫地把視點瞄向昆侖山”，堅持在高度缺氧、大腦細胞處于淺眠和深眠的狀態下完成了《白雪昆侖》和《冬訪唐古拉》的采寫過程，這種自討苦吃、迎難而上的行為，很符合這位軍旅女作家的個性風采。

　　《中國看守所調查》并不是對監所見聞的客觀展覽或現場實錄，這表明，孫晶巖沒有把在看守所獲取的底層真相僅僅當做社會的孤立現象和特殊事件，而是放置于現代化進程的宏觀背景，加以考察、挖掘，透視并凸現其深層的社會學意義。美國著名犯罪學家謝利認為，“犯罪現象是現代化進程中必然出現的一個代價”，這個觀點已被全球現代化發展現狀所驗證。我國現代化進程可謂突飛猛進，其間犯罪率的相應攀升決定了公安、司法工作的任務也在加重，而隨著執法透明度的加大，百姓大眾對看守所的特殊存在功能已不再感到神秘，但也多為道聽途說。為寫作《中國看守所調查》，兩年多來，孫晶巖跋涉、奔波于北京、湖北、河南、遼寧、浙江等地十幾家看守所，以“一對一”的形式為主，與包括在押人員及其家屬和監管民警在內的數百人深入接觸、現場訪談，調查、掌握了大量鮮為人知、真實可信的第一手資料，并在寫作過程中融入錐心泣血的憂患思考。很顯然，報告文學的功能并不僅僅是對生活真相的展示、探秘，以滿足大眾的窺探欲、獵奇心，而更應成為穿透生活表象、直抵歷史脈搏的社會啟示錄。

　　近些年，文學界不斷有關注底層的聲音出現，孫晶巖從未對此刻意主張或強調，卻在作品中踐行著一種平民精神，濃縮進堪稱原汁原味的蒼生信息，于字里行間充滿了對弱勢群體的關愛、理解與悲憫。同是監管對象，比起已決犯，未決犯的心態更加躁動，等待判決和發落，生死未卜，福禍莫測，因其距案發時間最近，而最能反映生活原貌。孫晶巖坦言，每一次進監所，她都會在兜里準備很多面巾紙。“面對犯人們，我一采訪就會哭。這與我之前寫奧運、西氣東輸不一樣，那些是積極的、向上的，再累也是甜的。但是，監所的故事是越投入越會哭。”于是我們看到，在她的筆下，即使講述的是死刑犯的故事，依然充滿發自肺腑的人文關懷。于是，讀《中國看守所調查》，那里面的一些故事講述時常會使我產生某種恍惚，甚至能感覺出本應森嚴冷酷的監管場所中人性、人情的春意蕩漾。比如，在占地面積可稱“亞洲之最”的北京海淀區看守所，民警楊亦兵管理著近三百名未成年在押少年，其中大多數是外地打工者子弟，所有的節假日他都與孩子們一起過，除夕夜，他用短信對妻子表達不能陪伴家人的歉意：“咱家只有一個孩子，看守所里面有幾百個孩子，有一個孩子哭就能帶動大家一起哭……”讀之令人唏噓落淚。楊亦兵剛接手這個工作時，發現有一百多個孩子患了皮膚病，以傳染性很強的疥瘡為主，他擔心如任其蔓延而不及時治療，就會毀了孩子的一生，便想盡辦法四處尋找特效配方，還自掏4000元錢購置中草藥，親手為這些孩子擠膿上藥，以至于自己也染上了疥瘡。楊亦兵還發動孩子們寫個人小傳，回顧各自的心路歷程，那里既有美好的往事，也有不幸的遭遇，這項活動有助于找到少年犯罪原因，從而有的放矢地進行教育引導。此類感人至深的故事在書中比比皆是。

　　“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孫晶巖通過解剖麻雀以小見大，管中窺豹，既有理性的觀照，又有感性的投入。無論是在押人員或死刑犯，還是監管民警，她都把他們還原為普通人，當做有血有肉的生命個體，并上升到了國計民生的憂患高度，賦予其超越故事本身的意義和深度，也就可以理解了。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曾在監管場所展開過有關社會學、人類學的“田野調查”，這種對社會調查中對參與性和介入性的強調，一直深深地影響著孫晶巖的寫作。

　　監管場所的人權保護是一個世界性的話題，孫晶巖的作品告訴世界，中國的民主與法治正在不斷進步，人權、人情、人性在“大墻”里的真實存在是有充分依據的。正如作者所言，“如果說在押人員是一棵棵病樹，那么監管民警就像是一只只啄木鳥，他們把心血都傾注在這片有蟲害的林子里，為病樹捉蟲除害。如果說在押人員是一個個失足的學生，那么監管民警就像一個個辛勤的園丁，他們用滿腔熱忱把一個個誤入歧途的學生引向正軌。如果說在押人員是一個個迷途的孩子，那么監管民警就像一個個父母，用人類的大愛，拯救孩子扭曲的心靈”。孫晶巖衷心希望《中國看守所調查》的問世可以對扼制犯罪起些作用，倘若中國社會的犯罪率能夠下降一個百分點，便已知足和欣慰。誠哉斯言。人們也有理由相信，作者的這個愿望正在逐步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