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畫家于志學最近創作了十二生肖組畫，這是他一直以來的夙愿。十二生肖畫題材有很多畫家都創作過，黃永玉筆下的十二生肖詼諧、幽默，韓美林筆下的十二生肖抽象、趣味，他們的表現對象都只是十二種動物本身，而于志學創作的十二生肖則巧妙地把人與動物完美地融入畫面，表現人與動物、人與自然和諧相處，這樣的和諧主題正是我們當下生態文明建設的主旋律。

　　——編 者

　　盧平（以下簡稱“盧”）：作為一個藝術家，您一向比較關注生態環境和野生動物，這是為什么？

　　于志學（以下簡稱“于”）：這和我的人生經歷有密切的關系。我的故鄉在塞外松嫩平原一個貧瘠的小村莊，那時的北大荒被人稱作“棒打獐子瓢舀魚，野雞飛到飯鍋里”，從中便可以想象到那時的人和野生動物之間的親密關系。離我家幾里地遠，就是我們方圓百里出名的“小狼山”，幾百只狼掏空了一個小山丘，在那里棲息。狼群三天兩頭就要到村里來拜訪，我從小就和狼打交道，了解狼的很多習性。荒原的生活是寂寞的，正因為有了狼，有了狐貍，有了野兔，有了百靈鳥，才給那里的人們帶來了歡樂。這一切一切給我的童年留下太多美好、深刻的回憶。我深深地熱愛塞外這片土地，熱愛這片土地上所有的生靈。從事美術工作之后，我多次來到大興安嶺北坡、西伯利亞邊緣，那里異常寒冷，是馴鹿等野生動物為人們帶來了生機和便利，馴鹿也因此被譽為“森林之舟”和“仁獸”。隨著閱歷和知識的豐富，我越來越認識到大自然母親在孕育兒女的同時也孕育了一切生靈，這些生靈都應是人類的朋友，無論是高智商的人類還是低等微小的物種，就其生命而言都是平等的，生命與生命相提并論，沒有高低之分。關注野生動物，就是關注人類本身。生態環境的破壞，遭受損失的除了野生動物還包括人類自己，野生動物的滅亡就是人類的滅亡。我認為作為一個藝術家，不僅應該清楚這個重要意義，要有憂患意識，更要意識到這是我們在創作中不容推辭的神圣使命，這就是我要關注野生動物的原因。

　　盧：您何時開始關注藏羚羊的？

　　于：由于我童年的特殊經歷，我對大自然和野生動物具有一種天然的親近感。我很早就知道藏羚羊，那還是在1971年，當時內蒙古呼倫貝爾草原有一位名叫張勇的知識青年為了搶救落水的羊，不幸犧牲。我當時是黑龍江美術出版社的編輯，為創作連環畫《張勇之歌》以歌頌烈士的事跡，我來到呼倫貝爾草原體驗生活。由于對動物的偏愛，我不僅研究了普通的綿羊、山羊，還研究了內蒙古草原的黃羊、祁連山的青羊，還有西藏的藏羚羊等等；藏羚羊是羚羊的一種，生活在曠野、荒漠以及山區。在某種程度上，生活在艱苦環境下的生命都有著共同的屬性，那就是生命力的頑強和不屈，因此我對生活在生命禁區的藏羚羊一直懷有深深的崇敬之心。在那樣惡劣的自然條件下，它們能棲息繁衍，頑強與命運抗爭，在高原缺氧的自然環境下以極快的速度迅跑，這種勇敢的精神和挑戰生命的意志令我敬畏，所以我關注它，贊美它，還要學習它。20世紀80年代末，我國頒布了野生動物保護法，藏羚羊被定為國家一級保護動物，90年代以后陸續從媒體上看到了國家對保護藏羚羊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后，我更加關注起藏羚羊的命運，很想親眼去看一看藏羚羊是如何在自然和人為的雙重壓力下頑強生存的。那些貪婪的盜獵分子對藏羚羊的血腥屠殺令我痛心，他們破壞了多年來穩定的生態環境，使藏羚羊的數目銳減，這個古老的物種甚至已經瀕臨滅絕。作為一個藝術家，我感到深深地憂慮和不安。

　　盧：您為什么要向可可西里自然保護區捐款？

　　于：嚴格來說，我這個行動算不上什么捐款，只能說是獻出我的一份愛心而已，這點小小的心意對于拯救藏羚羊來說連杯水車薪都談不上。但這是我作為藝術家關注生命的一個體現，代表了我對野生動物、對藏羚羊的關愛之情。

　　盧：您這么大年紀為什么還要執意去可可西里？

　　于：可可西里是地球上的無人區，它的神秘能讓人引發無限的遐想和向往。在那高原的生命禁區生活著藏羚羊，它們在極其艱苦的自然條件下生存，經過漫長的自然演變和發展達到了穩定狀態，對保護高原生態和環境起著巨大的作用。近些年來藏羚羊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毀滅，數量急劇下降，長期下去將會引起嚴重的惡果。我是一個畫家，關注生命是我的神圣使命，而我所能做到的就是運用手中的這支筆，直接謳歌、贊美大自然的崇高以及生命的偉大。只有親自來到可可西里，親身體驗和感受藏羚羊的生存狀態，親眼看到它是如何頑強存活的，才能進一步理解生命的意義，我心頭的藝術之火才能加速燃燒，這是其一。

　　其二，通往可可西里的征程要經過昆侖山脈和昆侖山口，這里海拔高，終年銀裝素裹、積雪皚皚，被國人視為“國山之祖、冰山之父”。我多年來一直致力于對冰雪山水和“冷文化”課題的研究，能夠沐浴昆侖山的雪光、山風、冰川、雪海，是一個極好的考察和體驗的機會。在領略了北極冰蓋的荒莽、欣賞了新西蘭阿爾卑斯山的常年積雪后，這次我要目睹青藏高原雪山的風采，領悟昆侖之魂，接受昆侖神泉的洗禮，這可以增加我對“冷文化”全新的感受，激發更多的創作靈感。除此之外，我還有一個愿望，就是到熱帶去看赤道上的乞力馬扎羅雪山。

　　其三，在青藏高原的咽喉要塞格爾木，有遼闊無垠的戈壁灘，有被譽為“活而不死一千年，死而不倒一千年，倒而不朽一千年”的古生物活化石胡楊林。我要親眼看看那耐干旱、耐鹽堿、抗風沙，在惡劣自然條件下還能生存的胡楊林，用胡楊的精神激勵我的斗志，吸吮它頑強不屈的精神。

　　其四，我在很久以前，讀過日本作家井上靖的西域小說，他筆下所描繪的樓蘭和西域人，給了我很大的震撼。一個外國人，竟對中國的歷史和文化有這樣濃厚的興趣。西域在我國，而描寫西域的著作，主要是由外國人來寫。井上靖寫西域，平山郁夫畫西域，喜多郎作曲唱西域，怎么就沒有我們中國人自己的心聲。為什么我們的作家、畫家不能挺身而出，這就是我為什么要去可可西里的原因。我也知道到去那里對我這個年齡，又患有高血壓、冠心病和心率失常的人來說有風險。但我的座右銘是“生命就得積極地消耗”，它就像風帆一樣鼓舞著我前行，激勵我不斷對新的事物追求與探索，我寧愿冒險探求藝術真諦而死，也不愿安安穩穩碌碌無為地頤養天年。

　　盧：請您談談我們每個人能為保護生態、保護藏羚羊做點什么？

　　于：我認為這是一個公民的義務，也是一個公民的素質和境界問題，甚至是一個國家整體文化素養的問題。世界上許多國家都特別注意保護生態環境、保護野生動物，認為人與自然、人與動物的和諧相處是最基本的道德規范。尤其是現代社會，在我們經過了“非典”，品嘗過破壞環境、屠殺野生動物所帶來的苦果之后，每個人更應該有這樣一種共識和人文關懷。相信我們都可以為保護生態做一點事，獻出一份愛心。每個人都來關注生命，也就是關注我們的自然母親、我們的家園和我們自己。

　　盧：您作為一個藝術家，從可可西里體驗生活歸來有什么新的感受？

　　于：這種感受與出發前的預想是截然不同的，通過這次來到青海，來到青藏高原，來到可可西里，我對藝術家深入生活又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在出發前我只有書本上和印象中的一些初淺的感受，只是一種神秘的、荒莽的土地和頑強不息的生命對我的吸引，我只知道在那艱苦的環境下，在稀薄的高原還有藏羚羊的生存，還有胡楊的生存。現在這種自然的生態遭到了破壞，我要親眼去看一看，并努力去做一點事，我是帶著這樣一個樸素的感情去可可西里的。當我真正深入體察了可可西里、體察了青藏高原以后，和未去之前的想象差距是相當大的，我最主要的感受有三點：

　　第一，高原衛士的犧牲和獻身精神。這次在可可西里，我感受到了自然保護區管理局的同志們為保護可可西里的生態、為保護藏羚羊所做出的無私奉獻。他們在高原和沙化的草甸上和貪婪的不法盜獵者進行殊死的搏斗和較量，用自己的生命捍衛著西部的自然生態。可可西里保護區管理局的5個保護站都在海拔4600米以上，還有兩個保護站在海拔5200米以上，工作條件相當艱苦。當我們看到這些英雄時，不能不為他們的犧牲精神而感動、而落淚。高原強烈的紫外線照射，使他們的膚色變成了紫色；猛烈的風沙吹拂，烈日暴曬，使他們的皮膚粗糙不平；高原引起的紅細胞增多癥使他們的雙眼通紅。尤其是到了冬季，建設者走了，志愿者走了，只有保護區管理局的同志堅守崗位，長年守護在這里。吃不上蔬菜，看不上電視，洗不了澡，沒有人交流，只有整天巡山搜索。為了尋找到盜獵者的蛛絲馬跡，他們頂著暴風雪，克服種種困難，渴了就抓起一把雪，餓了就啃方便面，沒有睡覺的地方就露宿荒野，或是在將要坍塌的廢棄工棚里勉強棲身。不僅如此，還要時刻準備面對子彈上了膛的持槍盜獵者，與他們斗智斗勇。我在采訪可可西里自然保護區管理局的局長才嘎時問他：“這些年來您面對如此巨大的困難，又經常遭到盜獵分子的威脅和恐嚇，讓您感受最深的是什么？”這位藏族局長回答說：“感受最深的就是理解。我們的同志很多時候是在海拔5000米以上同盜獵分子較量，即便是登山運動員到了這個高度都會出現缺氧的癥狀，而他們畢竟是暫時的，我們的同志卻要長年在這種缺氧的環境下守衛和追捕罪犯，這其中的困難可想而知。正是有了全國人民的理解和支持，我們才能頂住壓力，再苦再累也能承受，因為這些付出是值得的。”聽完他的話，我更覺得這次來可可西里非常有必要。我要用自己手中的筆，來歌頌這些可歌可泣的動人事跡。

　　第二，保護藏羚羊就是保護生態資源、保護“中華水塔”。在未出發前我曾聽到社會上有人對保護藏羚羊不理解，認為那只是西部當地的事情，和內地人沒有切身的關系。但到了可可西里，我才真正理解藏羚羊對于保護生態環境所發揮的巨大作用，才真正認識到了保護藏羚羊的重要意義。藏羚羊是分布在青藏高原種群最多、最重要的野生動物。青藏高原作為和人類生存緊密相關的重要高原，它獨特的地理位置決定了特有的生態結構。全世界有30億人的生存用水依賴于青藏高原，青海的三江源因此被譽為“中華水塔”。而藏羚羊與其它生物的生存是一種生物鏈的連鎖反映：藏羚羊的胎盤可以養育高原的鳥類；鳥類的排泄物含有藏羚羊體內所需的微量元素，又可以促進藏羚羊的繁殖；藏羚羊和鳥類的糞便還是草原綠化的天然肥料。另外，藏羚羊在草原上奔跑，可以為廣袤的草原松土，改善土壤。遼闊的草原有強大的蓄水功能，有了草原，就可以保證水土不流失，從而保護三江水源，保護“中華水塔”。如果藏羚羊沒有了，青藏高原的苔原草甸必然退化、沙化，這將直接影響青藏高原的水源，破壞三江源頭，后果是十分嚴重的。當我站在可可西里不凍泉保護站前，看到四周一片沙化、寸草不生的景象時感到無比悲哀。才嘎局長告訴我，這是大量的淘金者濫采濫挖，破壞植被后造成的結果。因此作為一個藝術家，我不能不大聲疾呼，喚醒人們對生態環境的保護意識。關注藏羚羊，就是關注我們賴以生存的水源，就是關注人類未來的命運。

　　第三，昆侖雪山催我奮進。我熱衷研究“冷文化”、凍土文化和冰雪山水畫，也看了很多的雪山、冰川和雪海，但都沒有這次看到昆侖雪山時帶給我的震撼。昆侖山被視為“亞洲之脊梁、國山之祖、冰山之父”，而昆侖之魂給我靈感，給我激情，我在創作時，要把冰雪世界的最高境界賦予給昆侖雪山。同時，昆侖山還被道教、佛教視為“神山”，成為海內外信徒們的朝圣地，賦予了中華文化高深的涵義。當我看到位于昆侖山口以東10公里外的玉珠峰時，身心完全融化在其中了。整個昆侖山脈如玉龍騰飛，冰川縱橫、巍峨而壯觀的景象讓我真正體會到了中華文明的圓融與博大，這個融合精神是道家精神，也是中華民族的精髓。

　　通過這次的可可西里之行，我深深感覺到，一個藝術家不深入生活，不到真實的生活中去體驗、去體察，就不會有純真的感受，就失去了創作源泉。

　　于志學簡介

　　于志學 冰雪山水畫創始人，祖籍山東文登大水泊。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美術創作院創作研究員、中國國家畫院研究員、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生院專家工作室導師、中國人民大學培訓學院專家工作室導師、中國國際書畫藝術研究會副會長、中國藝術創作院名譽院長、黑龍江省美協名譽主席、黑龍江省畫院榮譽院長、黑龍江省國畫會會長、冰雪畫藝術研究會會長，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五屆、第六屆中國美協理事。

　　50年來，于志學以“繼承不是重復，一切在于創造”的藝術宗旨，以天、地、人的“三元繪畫”為目標進行不懈的藝術實踐。他創造的冰雪山水畫，以其特有的原創性藝術語言和獨特的技法，表現了“冷逸之美”的冰雪美學核心思想，使傳統中國畫的表現對象由山、水、云、樹拓展到山、水、云、樹、冰雪，創立了中國畫“白的體系”；他創作的人物和小品畫，體現了中國畫的書卷氣和筆墨氣韻，彰顯出時代花鳥畫的民族文化內涵和傳統筆墨與當代生活相結合的風范。在中國畫繪畫理論上，提出“墨有韻、白有光”的中國水墨畫審美內涵、“創建中國畫第三審美內涵——用光”的美學觀點和“中國美術進入新傳統主義時代”的學術主張以及21世紀人類新型的審美標準“智邃遠”和“冷文化”等學術思想和概念。

　　1979年作品《塞外曲》榮獲文化部頒發的第五屆全國美展三等獎。1983年被英國倫敦國際出版中心收入《世界名人錄》。1987年獲美國國際傳記研究院授予的金鑰匙獎牌和終生榮譽勛章。1990年作品《杳古清魂》獲美國首屆國際藝術大賽繪畫類一等獎。1992年作品《雪月送糧圖》獲中國美協頒發的金獎。1995年獲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研究所頒發的“中國畫學術精誠獎”。1997年作品《牧鹿女》獲文化部、中國詩書畫院頒發的“全國中國畫人物畫展”銅獎。2004年被中國藝術研究院授予“黃賓虹獎”。2005年獲柬埔寨文化部授予的“吳哥文化獎”。2006年獲黑龍江省委宣傳部頒發的黑龍江首屆“文藝終身成就獎”。2009年俄羅斯阿穆爾州政府和阿穆爾州藝術創作協會分別向于志學頒發了“文化貢獻獎”和“成就獎”證書與勛章。2010年獲聯合國經濟與社會事務部頒發的“藝術成就獎”。2011年獲聯合國新紀元世界藝術聯盟藝術科學院院士稱號。現已多次出版了《于志學畫集》、于志學文集《雪園漫筆》《大柳樹的兒子》《東方藝術·于志學專刊》《文化時空·于志學專刊》《中國美術家檔案·于志學卷》《觸類旁通·冰雪技法》《于志學畫冰雪技法》《冰雪山水畫法》《冰雪畫教學》《冰雪畫教學Ⅱ》和中外美術評論家撰寫的《冰雪山水畫論》《冰雪藝術美學》《中國名畫家全集當代卷——于志學》《冰雪畫派》等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