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紀委書記》劇照

電影《孔繁森》劇照

電影《建國大業》劇照

　　黨的十八大提出要“大力弘揚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深入開展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教育，豐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強人民精神力量。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積極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因此，我們的文藝作品承擔培育核心價值觀的任務，而中宣部的“五個一工程”評獎成為這類作品集中體現的平臺。

　　我是“五個一工程”的老工程兵了，自第一屆入選我編劇的電視劇《紀委書記》，到第12屆參與的電影《建國大業》《辛亥革命》，歷經20個春秋，有11部作品當選。它們是，電視劇《紀委書記》（第一屆）、電影《蔣筑英》（第二屆）、電影《留村察看》（第四屆）、電影《孔繁森》（第五屆）、電影《離開雷鋒的日子》（第六屆）、電影《良心》（第七屆）、電影《法官媽媽》（第九屆）、電影《生死牛玉儒》（第十屆）、廣播劇《深情》（第十屆）、電影《建國大業》（第十二屆）、電影《辛亥革命》（第十二屆）

　　黨的十八吹響了興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高潮的號角，如何提高中國影視文化的質量，如何讓人民享有健康豐富的精神食糧？回首我參與“五個一工程”創作實踐，回顧走過的創作道路，會更加理解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

　　“五個一工程”搭建起藝術品走向市場的平臺

　　上世紀90年代初，電影遭遇著電視、錄像、VCD的挑戰和外國影片的沖擊，觀眾下降，產量下滑，國有企業不景氣，文學部門紛紛解散，在這種低谷情態下，“五個一工程”評選將電影排在首位，各省調動優勢，打造一批好的影片，搶救了低迷的中國電影業。

　　我參與的作品，每一部都銘記著各級黨委和宣傳部部長的熱心關懷。至今難忘時任吉林省委宣傳部部長的許中田，攜同文藝處長攀登我在長影宿舍的98階樓梯，推門入戶，在我六樓寒舍里商討《留村察看》電影進展，編劇掌握一部影片誕生的鑰匙，“工程”拉近了部長和編劇的距離。鑒于我以電視劇《紀委書記》、電影《蔣筑英》《留村察看》，連續為省里完成工程項目，省委宣傳部在1995年獎勵我五萬元；為確保《離開雷鋒的日子》的質量，時任北京市委宣傳部部長龍新民，親自飛到長春，在電影廠審查臺詞樣片，現場辦公。影片不僅贏得群眾的喜歡，并開創了北京市出品電影的歷史。孕育創建一家影業公司亟需創作骨干，于是，龍部長親自與吉林省協商，將我調入北京；我去新疆宣傳影片之際，時任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宣傳部部長的李康寧到住地拜訪，請我為新疆創作弘揚主旋律的劇本。我已是北京的人了，不好答應。搞主旋律要用笨功的，必須深入生活，不能違反創作規律，不能違反生活規律，不能違反市場規律，才能做好主旋律。李部長連續三天見我。李部長的真誠感動了我，我創作了電影《良心》，導演把這個幫助撫養烈士遺孤的故事拍得感動人心，在上海發行放映時，采取先看電影后買票，打出廣告是：“看《良心》電影憑良心付費！”不滿意不付錢，最后票房達407萬元，超過當時的進口大片。大光明影院首映那天1400多名觀眾，看完電影不散場，四處找募捐箱，觀眾當場為烈士遺孤解囊捐贈了2145元。

　　當我在生活中發現喬安山，創作了《離開雷鋒的日子》之后，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宣部部長的丁關根看過影片，高度重視，指示電視媒體，大力宣傳影片，要求做好編劇的專訪，強化精品的精髓就在生活中，要在開掘時代精神上下功夫。由于各級宣傳部門的重視，雷鋒戰友喬安山的故事隨著電影不脛而走，傳遍大江南北。社會需要雷鋒精神，北京有185萬人走進影院觀看，創下最高上座率。我因此而獲得華表獎、金雞獎最佳編劇獎。鑒于我在精神文明建設中，成為弘揚主旋律的代表人物，中宣部和北京市推薦我參加第九屆全國政協。從此，我作為文藝界的委員，代表電影編劇走上參政議政的舞臺。

　　當電影廠的文學部門解散之際，我已成為四處覓食的自由職業者，然而在這塊精神文明建設的土地上，讓我看到了黨的文藝思想樹起的大旗，看到黨的領導干部高舉火炬引領前行。尊重創作、尊重人才不是空話，從省級部長到中宣部的領導，搭建了溝通領導者與創作者、藝術品與人民群眾、創作生產與社會生活的直通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