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著名戲劇導演彼得·布魯克終于把他的劇場作品送到了中國內地，多年來我們只能從書中分享他精微美妙的藝術觀，這個第一次有賴于導演林兆華的策劃和努力。

　　走進劇場，你就會看到兩塊“回”字形地毯上，擺著幾把彩色椅子和幾組電鍍衣帽架；手風琴把《小夜曲》拉得哀傷，吉他、爵士號、電鋼琴將舒伯特、貝多芬簡化成“民歌版”；演員一邊敘述生活瑣事，一邊半演示地表演角色。僅僅這些就算得上精致的手法？當然不。在戲劇結尾，你沒有失望：畢竟是彼得·布魯克，如此簡單的一部作品，竟然這樣飽滿，這個簡單情節的每一個關節都被完全延展開來，一個容易表現有限的空間被無限拓展。

　　因此我認為，彼得·布魯克是古典主義者，誠如瓦雷里在談波德萊爾時所言，任何古典主義都是后起的，在那之前一定有一個粗糙而充滿實驗激情的浪漫主義時期。劇場樣式可以被劃分為不同類別，而這部布魯克的《情人的衣服》含義豐富：布魯克所做的，似是要讓人放下所有執念，看到不同的樣式融合于一個劇場。

　　這部劇講述了一個簡單的故事，敘事加演示使劇場不至于僵固在不重要的場景里，戲劇得以流動起來。而其中的敘事也并沒有淡化情節，像一些純粹的敘事劇那樣，一路松懈瑣碎下去。全劇有一個情節的支撐：丈夫發現妻子偷情，作為懲罰，逼著她把那件，沒有被情人帶走的套裝當作家庭成員，妻子開始逃避以尋求解脫，就在妻子感到自己獲得新生時，丈夫又拿出了那件烙著恥辱的衣服。就這樣一個再簡單不過的情節，簡單到僅有的一個戲劇動作突轉來到高潮，全劇就接近尾聲了。

　　然而，劇作越簡單越給出一種可能：釋放其全部能量。對這部戲而言，重要的是“轉換”，演員要在與角色拉開距離的敘述或演示中，突然闖入角色本身；觀眾則在旁觀中突然感同身受。布萊希特的“間離”手段，在這部戲里的作用卻是巧妙的“帶入”。當演員們不停輪換扮演客人從衣架框走進主人公的家，還走下臺邀請了三個觀眾上來，這無疑是一種娛樂，一種“間離”。眾人為上了臺的觀眾鼓掌，沒上臺的觀眾因為舞臺上有了自己的代表，而有參與感，并因為理解那幾位與我們一樣不會演戲的觀眾代表，而更加投入其中。于是，我們所有人都會覺得這個舞臺上的事件和自己有關——我們全都“中計”了。

　　演出結束，有朋友問我，戲中對南非黑人生存背景的展示，是否跟這個戲本身有聯系？我想并無關聯。并非如我們習慣的設想，背景決定部分情節或情節必然成為背景的映射。生活就是這樣進行著，不管是否在動蕩和屈辱中，是否身在異域。布魯克總說他追求自在與真實，其真實也顯現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