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中國有個暑立里》海報

　　云南楚雄大姚縣有一個四面環山的彝族村落，叫暑立里。97戶人家，家家都會打籃球。一只籃球打到山外，村里人舉著火把去找，球找到了，球膽卻破了，他們就把豬尿泡縫進籃球里吹起繼續打……這一切皆因為有個叫張云成的老村長，他從18歲起既當村長又當籃球教練，使暑立里成為了一個籃球村。10年過去了，老村長老了，村子里也發生了很多意想不到的變化。《中國有個暑立里》就是這么一個本色純真的故事，卻感動了所有看過這部片的人。深圳市電影電視家協會常務副主席、導演李亞威用10年時間，生動記錄一個彝族村落的變化以及少數民族農民對生活樂觀向上的精神面貌，該片更是以新穎獨特的題材、生動細膩的敘事、精致優雅的畫面，而獲得金鷹獎優秀紀錄片獎、意大利米蘭國際體育電影電視藝術節榮譽獎、俄羅斯《生態與環保》雜志最佳導演獎等獎項。在日前由深圳市委宣傳部、深圳市文聯主辦，當代電視雜志社、深圳市文藝創作室和深圳市文藝家評論協會承辦的《中國有個暑立里》研討會上，與會人士也都在進行著一場“發現之旅”。

　　11年前，李亞威受深圳市委宣傳部委托，來到云南楚雄為當地拍攝41集大型人文風情片《火之舞——告訴你一個楚雄》，這也是李亞威拍攝的第一部紀錄片。此次拍攝中，她無意間聽說大姚縣一個叫暑立里的偏遠村莊，那里的人都愛打籃球……本不在拍攝范圍內的暑立里便成了觸發她新的創作靈感的重要契機。暑立里位于高原地區，而由于未經開發，每次進山對人的體力和意志力都是一個嚴峻的挑戰。10年中，李亞威和她的團隊從未因困難而改變初衷。10年間，拍攝團隊要克服高寒氣候和高原反應，無數次前往條件艱苦的暑立里。10年，暑立里的老村長張云成老了，李亞威說自己也拍老了，“每次去暑立里，我就像去親戚家，迎接我們的是全村人溫暖的眼神和彝家盛情的款待，我們每次去都住在老村長家。當地核桃下來的時候，老村長就趕著毛驢馱著核桃捎到州委宣傳部，讓他們帶給我。10年來的情義，很多細節真是讓人難以忘懷。”李亞威說。

　　而真實的生活所帶來的戲劇沖突往往比苦心編織的劇本更有撲面而來的震撼力。由于有了籃球，暑立里懶惰的人沒有了，偷雞摸狗的人沒有了，打光棍的男人沒有了，村莊里有兩個學生還考上了省外體育運動學院。籃球場成了他們的精神家園。當孩子們出生后，第一件事就是到籃球場上“過火”，祈福他們未來成為優秀的籃球隊員。10年前山外來暑立里打球的人要趕著山羊背著籃球走上十幾個小時；10年后山外來暑立里打球的人騎著摩托車一兩個小時便到。10年前的女人們不敢上場打球；10年后村寨的3個籃球場上都有她們的身影。更有意味的一段是這樣的：當州上知道了暑立里有個籃球隊，又曾得過全國農民運動會的三等獎，州長便邀請暑立里籃球隊到州上比賽，這本應是暑立里的榮耀，但老村長卻犯難了：籃球是競技運動本該爭個高下輸贏，而在他的理解里州即代表黨，輸了還好辦，這要是贏了……這種簡單的情感和內心沖突構成了人類學電影記錄的注腳和文明巨變時代的一種樸素的少數民族農民情懷。片中令人印象頗深的還有老村長張云成的妻子，一個話不多的彝族賢良女人，每當張云成帶人去打球，她都會默默地磨豆子、磨包谷，那個磨聲和她的笑容是片中最有色彩、也最有意味的一筆。而在片子的最后，當10年后鏡頭跟隨老村長的背影拉近時，看到了一處簡樸的墓碑，碑上有一張小小的黑白照片，村長妻子就那樣默默地故去了，這樣的鏡頭具有了一種無聲但強大的力量。

　　以“籃球”這個小切口，予人以生活與命運的感悟與思考。中國電影文學學會會長、著名編劇王興東認為，“一個球，一個人，一座山寨，一個民族，這就是以小搏大的力量。投入多少感情，產出多少感情，這是正比例。多年來導演不停地在創作道路上執著跋涉，她用一種近乎信仰的力量在堅持創作、打磨創作。”中國新聞社原副主編、著名紀錄片導演陳光忠談到：“這幾年李亞威確實是不走康莊大道，而走泥濘的路，這非常重要。在我們今天特別浮躁和喧鬧的年代，李亞威應該說算是一塊‘稀有金屬’。”陳光忠還用“不僅接地氣，還要拉天線、通人心”來形容紀錄片的國際視野。“我們國家花很多錢搞對外宣傳，應該說好多‘打水漂’了，什么原因呢？天線不對，位置不對。人性和人心才是暢通無阻的世界的護照，而紀錄片就是非常好的橋梁。我們的紀錄片要呈現古老中國是什么樣的，現代中國怎么樣，未來中國又是怎么樣，有一種思索性。真正好的紀錄片首先要有看頭，好看，要有說頭，有故事可說，第三還有聽頭，另外最佳的境界就是有想頭。”在編劇、導演韓志君看來，“這次莫言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國內也有各種各樣不同的議論，但是不管怎么說，莫言長期待在他的家鄉、寫他的家鄉，默默耕耘，深入開掘，僅此一點就非常值得我們尊敬。他寫的故事都發生在高密，已成為莫言小說世界的一個隱喻性的文化符號。或許，暑立里不僅是一位紀錄片耕耘者的十年印記，也可看作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重要的影像符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