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古典詩歌的研究者積極拓展研究領域。其中，對日本漢詩的關注與研究，更是成為研究者將中國古典詩歌研究視野從域內轉向海外后的重要指向。

　　在這個充滿創新與挑戰的研究領域中，肖瑞峰的研究特色與研究成就，被學界所關注。他曾兩次赴日本富山大學和九州大學開展合作研究，并在1992年撰寫出版了《日本漢詩發展史》，對此，日本著名學者山口博曾欣喜地指出：“這一劃時代的成績對中日兩國的漢詩研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近20年來，海內外學者對日本漢詩的關注熱情有增無減，成績斐然。先后呈現給學界的，既有對日本漢詩譯介的成果，如李寅生的《日本漢詩精品賞析》，更有多角度研究日本漢詩的論著，如王曉平的《亞洲漢文學》、馬歌東的《日本漢詩溯源比較研究》、蔡毅的《日本漢詩論稿》、吳雨平的《橘與枳：日本漢詩的文體學研究》等。難能可貴的是，繼肖瑞峰推出《日本漢詩發展史》這部拓荒之作后，2012年他又向學界貢獻了一本《中國古典詩歌在東瀛的衍生與流變研究》。

　　首先，該書體現了作者的一種獨特文學史觀。眾所周知，日本漢詩是日本人運用中國古詩形式所創作的詩歌，起源于天智天皇時代（公元668年至公元671年），其皇子大友被認為是日本最早的漢詩作者。日本第一部漢詩集《懷風藻》編訂于公元751年。1300多年來，產生了數以千計的詩人和數十萬首詩篇，這些詩歌是日本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日兩國文化交流的產物。

　　如果說，肖瑞峰的《日本漢詩發展史》作為由中國學者撰寫的第一部日本漢詩史，是以日本漢詩本身的發展歷程為研究重心的話，那么，《中國古典詩歌在東瀛的衍生與流變研究》則是以日本漢詩與中國古典詩歌之間的淵源關系為研究視角。這一視角的變化，體現了作者近年來逐漸形成的一個學術觀點，那就是將衍生、演變于東亞地區的漢字文化圈的海外漢文學，視為中國文學的重要分支，并納入中國文學研究的范疇。正是因為持有這樣的文學史觀，該書以宏通的視野考察了覆蓋東亞地區的漢字文化圈，全方位展示了中國文化東漸的渠道與方式，探討了中國古典詩歌在東瀛衍生的歷史原因，并細致入微地辨析了日本漢詩的發展階段及其階段性特征，清晰地勾勒出其盛衰起伏、遞嬗演變的軌跡。

　　其次，研究方法上，該書融史實考辨與理論思辨于一體。為了系統研究中國古典詩歌在東瀛的衍生與流變史實及其意義，肖瑞峰通過具體的個案，研究中國古典詩歌對日本漢詩的影響以及日本漢詩對中國古典詩歌的師法與變革。

　　舉例來說，該書第三章“東瀛漢詩對中國古典詩歌的模擬與師法”中，分“作家篇”和“地域篇”兩個方面展開論述。在“作家篇”中，細致地梳理了日本平安朝時期詩人奉白居易及《白氏文集》為楷模的實例，列舉了模仿白居易《賣炭翁》的日本漢詩：三宮的《見賣炭婦》、藤原敦光的《賣炭翁》等。在對相關史實作細致考辨的基礎上，作者又對這些現象作了客觀的評價，認為模仿白詩的作品，豐富多樣，有效其風格者，有襲其辭句者，有蹈其意旨者，有摹其情境者，還有鑒其章法技巧者。這些嘗試為白詩在日本的傳播起到了正面的推動作用。同時也點明了它們的不足之處，即不同程度地神化白居易，且在白詩的影響下，平安朝詩人的作品出現了言繁語冗的弊端。

　　可見，在具體論述日本漢詩對中國古典詩歌的師法與變革的過程中，作者既立足史實，又客觀評析這些史實，體現了作者嚴于考辨、善于思辨的研究特點。

　　從某種意義上說，肖瑞峰的《中國古典詩歌在東瀛的衍生與流變研究》一書，是對其早年《日本漢詩發展史》的提升與突破，進一步將海外漢詩研究納入到了中國文學史研究的范疇，有助于人們在更廣闊的視野中對中國古典詩歌進行總體把握，為撰寫一部能橫貫與涵蓋整個漢字文化圈的漢文學史打下了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