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年前，關中漢子王勇超從揣著10元錢進城打工，到后來傾創業之積聚投身文化遺產保護、創建關中民俗藝術博物院，吸引了全國乃至世界的目光……為搶救保護規模宏大、千姿百態的文化遺存，全國人大代表、關中民俗藝術博物院院長王勇超經歷了數不清的苦難磨礪。在城市化的巨大沖擊下去搶救地域文化，這件事的道理說起來很容易，但關鍵的是去實踐。正如王勇超接受記者采訪時所說：“民間文化遺產的搶救，不光要研究、思考、決斷，最要緊的是做、全社會都來做。”

　　“文化是民族的血脈。”出身陜西長安郭杜公社赤蘭橋村的王勇超，自幼家境貧寒，什么農活都干過，那時他沒有多少機會去琢磨文化與民族的關系。28歲時，不甘命運寂寞的他，懷揣僅10元錢，北上西安謀生，從城建工地做起，風里來雨里去，步步磨礪。在西安，他遇到了引路人毛锜。毛锜的話有如醍醐灌頂，喚醒了他體內不知潛藏了多久的文化基因，把自己的建筑公司、綠化公司一股腦投在了民俗遺存的搶救和保護上。

　　蘇東坡說：“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王勇超很認同。馮驥才說：“大美不言在民間。”他也很認同。關于民間文化，王勇超從自己豐富的生活經驗得出一個結論：民間文化是老百姓自己的文化，而不是學者的或者官員的。從傳統建筑的風格到民俗禮儀的躬行，老百姓守護著傳統文化，也守護著中華民族的文化根基。對此，王勇超有個很質樸的觀點：“哪里的民間文化保存得好，哪里的民風就比較淳樸，讓國家放心。”

　　十七屆六中全會以后，文化被提升到國家戰略的高度。但政策是一碼事，貫徹落實是另一碼事。王勇超深知，執行是個大問題。他的關中民俗藝術博物院一直致力于搶救和老百姓生活最息息相關的那些遺存。33600余件（套）民間物藏，大到城墻門樓、古宅深院，小至墨硯煙具、三寸金蓮，還有關中先民們生產生活的千百種器物，以及民間的禮俗鄉規、節慶婚壽、傳統技藝、戲曲展演等非物質文化遺產，都因關中民俗藝術博物院而再煥青春。這些民俗遺存都是散落民間、瀕臨滅失、不可再生的。如今，近萬件曾被認為一文不值的石雕拴馬樁已經成為博物院的鎮院寶藏。王勇超很慶幸從事這方面工作的并不止他一人。2011年當選為中國民協副主席的他對于民間文藝工作者很了解，他們甘于清貧、守望民間，力量雖然不大，卻遍及祖國大地的山山水水，投入了自己的熱愛和情感。正因為有了這樣一群人，民間文化才沒有消失得更快。“他們雖然沒有回報，但受益的是子孫后代。”王勇超說。

　　他對現實生活中傳統文化面臨的嚴峻挑戰也很清醒。傳統文化缺乏認同，肆意被扭曲的現象也屢見不鮮。“這固然與大環境的影響有關，但我們傳播傳統文化的途徑和方式也有問題。”如何改變這種狀況？王勇超建議：要充分發揮廣播電視、報紙刊物、網絡的承載傳播作用；廣泛開展傳統節慶活動以保持中華民族共有精神記憶；發揮政府部門示范作用，營造濃厚社會氛圍；推動各類公益性文化設施免費開放；尤其是要切實發揮國民教育在文化傳承創新中的基礎性作用。王勇超說：“民俗文化作為傳統文化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有必要進教材、進課堂，同時還要尊重不同地域之間的文化差異，不能搞一刀切。”

　　在王勇超看來，唯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唯有地域的，才是廣闊的；唯有民俗的，才是全體的；唯有歷史的，才是未來的。

　　“為了中華民族的今天和未來，把根留住！”這是王勇超的呼吁，也是他的行動指南。因為工作所需，他多年來與政府、商界和文化界打交道，有時候也會覺得悲觀，感慨“守規矩做事太難”。他本來可以過得很瀟灑，但他卻將文化的自覺轉化為文化的擔當，并將這種擔當變成了令人矚目的現實。正如他自己所說：“民間文化的搶救既是一項緊迫的工作，更意味著一種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