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中國合伙人》劇照

　　青春題材影片的強勢崛起，已成為今年中國電影產業發展的標志性現象。《北京遇上西雅圖》票房5.1億元，《分手合約》1.9億元，《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以下簡稱《致青春》）票房超過6.7億元，《中國合伙人》上映3天票房過億……2013年上半年的電影市場刮起了一場勢頭強勁的“青春風暴”。與之相比，《西游降魔篇》《鋼鐵俠3》等同樣獲得高票房的商業大片，就顯得有那么一點兒“性價比”不高了。

　　在北京保利國際影城首地大峽谷店總經理彭瓏看來，近期優秀的青春題材影片票房高企，是觀眾“用腳投票”的結果。“在中國電影全面步入市場化的最初幾年，觀眾比較傾向于觀看主打特效和動作的進口片以及國產大片是十分正常且合理的。但隨著電影產業的不斷發展和成熟，我們的市場肯定會逐漸實現細分，觀眾開始渴求觀看更多類型的影片，而《致青春》《中國合伙人》等青春片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種。”彭瓏表示，“大多數觀眾都希望能在電影中找到與自己生活密切相關的話題，《致青春》和《中國合伙人》，包括之前的《北京遇上西雅圖》，都是依靠接地氣的題材和充滿熱度的話題性戰勝了同期公映的商業大片。”

　　從《畢業生》到《美國派》再到《朱諾》，各種類型、不同口味的青春片一直撥動著美國乃至全世界年輕觀眾的心弦。然而在中國，近年來的青春片卻大多像《孔雀》這樣帶有濃郁的文藝電影范兒，在商業上成功的并不多。在中國藝術研究院影視所副研究員張慧瑜看來，《致青春》等影片之所以能夠獲得高票房，根本原因正在于創作者敏銳地把握了主流觀眾的心理狀態。

　　“剛剛踏入社會的‘80后’是中國電影的主流觀眾群，隨著對大片的逐漸審美疲勞，他們越來越希望在電影里看到屬于自己的生活。”張慧瑜對彭瓏的觀點表示高度認同。顯而易見的是，《致青春》《中國合伙人》等影片雖然是青春題材，但無論內容還是形式都與傳統意義上的青春偶像片大相徑庭。“陳可辛、趙薇和薛曉璐等導演都吃透了一個創作準則，那就是‘誰看電影，就拍誰的生活’。《致青春》等影片的創作根基都是源于中國當下的某些元素，而這些元素又能夠有效地與觀眾產生共鳴和呼應。”張慧瑜分析道，“例如《致青春》，影片的故事主體雖然發生在上世紀90年代，但片中人物的狀態卻是極為當下的。”

　　在張慧瑜眼中，《致青春》是一部不折不扣的現實版青春片——女主人公鄭微懷揣著理想主義的“灰姑娘夢”，但遇到的卻是兩個極端遵循現實邏輯的男人；而最相信愛情的阮莞，最后竟落得個慘死的結局。“這仿佛是在向觀眾表明，理想主義的愛情在現實生活中是無法存活的。鄭微和阮莞們的悲劇并不應該發生在十多年前，反而具有極強的當下性和現實性，因而能夠引起年輕觀眾們的深深共鳴。”張慧瑜說。

　　青春題材影片的崛起，在短時間內撼動了商業大片帶動電影產業發展的格局，讓中國電影步入更加多元化的發展之途。“青春片的崛起應當成為中國電影產業走向成熟的一個標志。好萊塢最大的優勢是什么？就是能夠時刻把握時代的脈搏與現實的變化，并藉此來調整自身的創作。”張慧瑜表示，“好萊塢電影的類型特征是不變的，但其講述類型的方式卻是與時俱進的。同樣是青春片，《畢業生》《死亡詩社》和《美國派》講述的卻是屬于各自時代的故事，它們共同的特征就是——極度貼合主流觀眾對于自己那個時代的想象。”

　　彭瓏和張慧瑜也對國產青春題材電影的創作提出了各自的建議。“青春片不是只有《致青春》《中國合伙人》這樣的懷舊類型一種而已，《無因的反叛》《心靈捕手》《歌舞青春》等美國青春片就各具風格與特色。”彭瓏表示，“我們的創作者應該繼續深入挖掘觀眾的審美需求，從而拓展出更多的青春片類型。”而張慧瑜則認為，《致青春》《中國合伙人》等青春片中太過濃厚的當下性和現實性，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損傷了影片的藝術感染力。“我們在影片中看到的社會與人，都太過接近真實生活，這就讓我們愈發期待，能夠通過影片發現一些更具理想主義色彩的光芒，從而為我們的生活帶來一絲璀璨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