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和當代對話，就要有新的戲劇思想

訪話劇《蔣公的面子》導演、南京大學文學院副院長呂效平

　　◎歷史上的很多事情被我們忘記了，很多事情被我們記下來，也有很多事情被我們杜撰，這都是有當代原因的。

　　◎關注心理現實，寫人的困境。我們不做道德評判，而是指出道德的邊緣狀態。

　　◎理想主義陶醉于自己的道德純潔，又向往現實主義的好處。我是站在更高的地方來看這個劇，審視他們的困境。

話劇《蔣公的面子》劇照

　　5月21日，話劇《蔣公的面子》登陸北京。據悉，這部由南京大學制作出品，為紀念南大建校110周年的校園話劇曾經連演35場，創造了校園話劇的一個奇跡。1943年，重慶，蔣介石兼任南京大學（時稱國立中央大學）校長，邀請中文系三位教授吃年夜飯。這讓三位教授犯了難：不去呢？三人自己的小九九恐怕無法實現；去呢？又有損于知識分子的清高。到底給不給蔣公這個面子？這就是《蔣公的面子》的主要劇情。“文革”期間，三位教授為此事遭受審查，當他們回首此事時，卻遭遇了記憶的“羅生門”……5月24日至28日，該劇還將先后亮相北大百年講堂和海淀劇院。該劇導演、南京大學文學院副院長、戲劇影視藝術系主任呂效平表示該劇要演100場。本報記者就該劇和戲劇創作、戲劇教育的相關問題采訪了呂效平。

　　記者：該劇是在怎樣的情況下創作的？

　　呂效平：我從導師董健那聽來了赴宴這個典故，以此給學生布置作業，收到了十個劇本作業，本劇用的就是溫方伊的本子。這十個本子中，溫方伊的并不是最好的，但卻是很有思想高度的，溫方伊是我們2009級的學生，寫這個劇本時，做了幾個月的案頭工作。溫方伊考究史料后說不見得有這樣的史實，董先生也不確定有這樣的事。我想，歷史上的很多事情被我們忘記，很多事情被我們記下來，也有很多事情被我們杜撰，這都是有當代原因的。把這出戲做出來，也是表達我們對當代大學環境的思考，對當下知識分子精神狀態的思考，希望能推動我們在精神上、大學的建設上進步。

　　記者：就您觀察，在北京演出和在上海、南京演出時觀眾的反應有什么不同，您為北京的觀眾做了哪些調整？

　　呂效平：演出時長減了70秒鐘，并刪了一些關于南京大學的臺詞。如果時長能減少5分鐘，節奏可能更緊湊，劇本本身沒做太多改動。北京的觀眾與上海、南京的觀眾是不同的，他們的笑點比較高。南京、上海演出時笑的地方要比北京觀眾多三分之一，他們在前半場就會發笑，但北京觀眾在前半場基本笑不起來，要到后半場才能笑起來。就我觀察，大家對這出戲是接受的。可能文化水平低的觀眾接受起來有障礙，每個戲都有自己的死角，這出戲的死角就是文化水平低的觀眾對大量的文化信息是接受不了的。上海觀眾雖然笑得熱鬧，但場下有人在發短信、打電話，我能感受到他們的躁動，這種情況在北京觀眾里就沒有，他們都在全神貫注地看，可能他們看的戲多了，戲劇文化水準也高。

　　記者：這個戲火爆到什么程度？

　　呂效平：這出戲放在國際上，就是一個大學三年級學生的水平。雖然有很多問題，但我們會演100場，我們的票房目標是1000萬元。從投入產出比來說，這出戲利潤也是極高的。我們排這部戲花費還不到5萬元。

　　記者：您有沒有思考過這出戲為什么這么受歡迎？

　　呂效平：它的現實主義元素觸及到觀眾心里，有些觀眾想明白了但沒說出來，他們感受到了知識分子的性格，但這還不是最主要的。這出戲還達到和當代中國戲劇對話的高度。要和當代中國戲劇的對話，就必須拿出新的戲劇思想，這出戲有同情三個角色的地方。理想主義者、現實主義者，他們都有為自己辯護的理由，也有抽自己耳光的理由。在這方面，我們做得比較好，這一點高于當代中國戲劇。總結起來有兩點，關注心理現實，寫人的困境。我們不做道德評判，而是指出道德的邊緣狀態。

　　記者：“文革”的場景中，三個人記憶模糊，仿佛遭遇“羅生門”，各說各話，真相無從知曉，但在1943年的場景是做實了的，這是為什么？

　　呂效平：這剛好是這個戲的破綻，情節在“文革”階段是虛的，但在1943年是實在的，前提仍是我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去赴蔣介石的宴，但還是把1943年的很多情節都做實了，如果都能務虛是最好的。

　　記者：您之前提到過在世界戲劇的格局上，這就是一個大學三年級學生的作品，究竟有哪些不足？

　　呂效平：前半段的節奏不好，希望有時間再改進一下。

　　記者：您曾經說過《亨利五世》中的福斯塔夫形象是歐洲喜劇的一個重要傳統，在您的這出戲里有沒有體現？

　　呂效平：朱光潛先生曾提到捕捉悲劇本質的巨大困難性。他說在這個問題上，邏輯家們總是像波洛涅斯宣布發現了哈姆雷特發瘋的原因一樣，把一個復雜的現象簡單化了，把一個有機的世界機械化了。我認為，喜劇問題的復雜性與有機性更甚于悲劇。同時還認為，在眾多描述喜劇本質的理論中，有兩條是最重要的。一條是：喜劇是更富有智慧、更高尚的人對于較自己愚蠢和卑下的人物和行為的嘲笑與諷刺，這一理論的源頭可以追溯至亞里士多德，“喜劇傾向于表現比今天的人差的人”；另一描述喜劇本質的重要理論可以概括為：人自己把自己的困境給解決了，因而始終保持著幸福的心情，這一理論源于黑格爾。這兩條在我看來是最重要的喜劇本質論，至少在表面上，并不是互相支撐、互相補充的，而是互相拆臺的。如果我們接受亞里士多德的理論，我們就很難解釋自己對于莎士比亞喜劇中大多數人物的喜愛，否則，難道我們會喜愛愚蠢與卑下嗎？如果我們接受源自黑格爾的理論，我們就很難解釋很多喜劇人物的結局與痛苦，很難解釋《慳吝人》中阿爾巴貢這樣的人物，他雖然最終“幸福”著，但并沒有自己解決掉自己的難題。福斯塔夫這個偉大的喜劇藝術典范使我們有可能超越上述兩種理論表面上的對立。真正達到福斯塔夫的境界，作者是需要莎士比亞那樣的才氣的。夏小山有這方面的意思，比如去不去赴宴無所謂，要不要面子也無所謂，書也不算什么，他能非常快地超越自己的痛苦，書不是絕對重要，面子不是絕對重要，甚至好吃的菜也不是最重要的，但還不能完全做到福斯塔夫那樣。

　　記者：該劇對三人的處理比較均衡，那您自己對角色的看法是怎樣的？

　　呂效平：這就是這個戲高明的地方。我們開始就設計成讓時任道去吃飯，盡管我心里很難受，因為這樣價值觀就錯掉了，但為了把這個人物扶起來不得不這樣。他希望得到好處，也希望得到高的評價。理想主義陶醉于自己的道德純潔，又向往現實主義的好處。我是站在更高的地方來看這個劇，審視他們的困境。

　　記者：飾演卞從周的演員聲音有些浮，無形中拉低了這個人物的層次。

　　呂效平：嗯，因此我們下一步要培養提高演員的整體表演水準。

　　記者：您曾提到要建一個屬于白領的劇院？

　　呂效平：對，南京黑匣子劇場已經建成了，這是一個市民劇場，經濟上比較獨立，戲劇人可以自由創作。上映的劇目不設門檻，但觀眾是唯一評價標準。誰都可以來演，但我永遠站在觀眾這邊，好壞由他們說了算。

　　記者：在戲劇教學方面，您有怎樣的打算？

　　呂效平：明年開始每年招5個碩士，每人6萬塊錢獎學金，主要補表演這一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