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曾問馬爾克斯：《百年孤獨》不可超越，你怎么看？馬爾克斯回答：其實在它問世之前就已經被超越了，我最好的作品是《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他曾這樣說：“《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這部作品我寫了九遍，在我的作品中它是最牢不可破的。它可以面對任何對手。”而《一樁事先張揚的兇殺案》出版之后，馬爾克斯又認為這是自己最成功的作品，某種程度上綜合了他以往作品中的所有因素，“我所希望寫的東西百分之百地、準確無誤地達到了”。《百年孤獨》醞釀了十八年，《兇殺案》則用了三十年才醞釀成熟。（以下書名簡稱為《上校》《兇殺案》）

　　2011年馬爾克斯《百年孤獨》在國內首次正式出版，兩年后，該書發行量達到200萬冊，馬爾克斯的召喚力量由此可見一斑。而今，繼《我不是來演講的》《霍亂時期的愛情》《枯枝敗葉》《惡時辰》等之后，《上校》《兇殺案》也由新經典文化在國內正式首發，讀者終于迎來了這兩部馬爾克斯認為的他的“最好”和“最成功”的作品。5月21日，著名作家劉震云、格非、麥家聚于北京大學百周年紀念講堂，暢談他們閱讀馬爾克斯的經歷，暢談對馬爾克斯作品的看法，暢談文學與寫作。三人對兩部作品各有偏愛，麥家更喜歡《兇殺案》，而格非與劉震云則喜歡《上校》更多一點。

　　◎ 劉震云：真正的好作家應該越寫這個作家的影子越沒有了，包括多敘述角度的運用，包括對于煉字煉句的運用。

　　張牙舞爪的作品，我覺得是容易寫出來的。真正難寫的，是將復雜還原為簡單。

　　◎ 格非：《兇殺案》是通過復雜寫出了復雜，而《上校》是通過簡單寫出了復雜，《上校》的境界要高一些，它非常簡單，非常平常。我們要判斷一流的偉大作品，首先的一個依據就是它一定要簡單。

　　一個好的作家應該是某種重要價值的守護者，他要提出價值，要保護這個價值，這是非常重要的，你得比網絡上的那些批判更往前走。

　　◎ 麥家：《兇殺案》完全可以作為一個寫作范本去教，也就是說，一個非常簡單的故事你怎么把它復雜化。

　　寫作有時候是非常簡單的事情，簡單到了只要關注自己，關注自己的內心。

　　《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沒有哪一部作品能超越《上校》，后期作品有“塑料味”

　　格非：我記得當年讀到《上校》時，不僅我一個人，沒有人不喜歡，大家都覺得特別吃驚，以至于后來看了《百年孤獨》以后，有一個共通的感覺，覺得馬爾克斯最好的作品已經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出現了。《上校》對我震撼最大的地方，是它所受到的超現實主義的影響，作品里有很多夸張的描述，比如一個人的肚子里長出百合花，長出毒蘑菇等等，但是沒有到《百年孤獨》那么放縱的地步，還是在現實層面展開的，非常節制，《百年孤獨》已經完全魔幻，神話一般，因而，從文體上說，《上校》基本上是非常完美的。

　　從作品的純粹性、作品的力量來講，我覺得馬爾克斯所有作品里面沒有哪一部能超越《上校》，有幾個理由，第一，《上校》的語言棒極了，勢大力沉，至今仍然可以作為寫作的教科書。他的句子非常簡潔，讀起來普通，比如他要說這個人一直在等待，他這樣寫：十月是他可以等待的為數不多的東西之一。比如他寫的句子：哮喘病害得他自問自答。這樣的句子一般作家寫不出來，力量非常大，像大力丸，里面包含的信息量和情感因素特別多，話里有話，話后邊還有話。第二，語言的節制之外，《上校》是塑造人物的。《兇殺案》中人物都已經退到其次，未必會給讀者留下多深的印象，它的貢獻在其他地方。《上校》里所有的人物都了不得，比如老夫妻倆，比如得糖尿病的那個人，比如孩子和孩子的那些伙伴。馬爾克斯有時候一兩筆就能把一個人物寫得深入人心，這得自于他的最好的判斷力、最好的分寸感，才會使他的手不抖，分寸把握得恰到好處。

　　《上校》發表時意見就已經分為兩派，東方社會主義陣營的人認為馬爾克斯是在反對資本，反對專制，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西方的經濟對南美的侵略；而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則認為馬爾克斯是在反抗暴政。實際上，《上校》中這兩方面的內容都有，一方面是反對資本主義，一方面是反對專制和暴政，主題表達得非常隱蔽。馬爾克斯是一個大作家，不會像一般作家一樣把主題全部呈現出來給大家看。比如老人唯一的兒子因為發傳單被屠殺了，有一次老人遇到殺他兒子的兇手，他跟兇手說：借光，讓我過去。兇手也彬彬有禮，說：您請便。馬爾克斯只用這簡單的兩句話描述，里邊就已經表達了無數復雜的東西。在他的這部作品里，馬爾克斯談到了資本，談到了整個拉丁美洲由于歐洲的文化文明直接切入導致的孤獨，對反抗暴政、反抗專制都有很深的體會，也隱藏得很深。

　　劉震云：《上校》是馬爾克斯早期的作品。一個作家在早期的時候會出現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作者自我迷失，在模仿別人寫作；一種情況是寫作很有分寸，但并不是有意的有分寸，而是在混沌狀態下的有分寸。《上校》故事表面的核非常簡單，就是一個退休的上校，一直在等著國家發給他的軍人退休金，一直在等，一直在等，最后永遠沒有等到。但是馬爾克斯在《上校》中有兩點開始做得與眾不同，一是他開始多角度敘事，比如一瓶水，我先說完這瓶水，然后格非又怎么認為這瓶水，接著麥家認為這瓶水是怎么回事，接著他又寫二十年后格非又認為這瓶水怎樣。

　　另外，還要看作家在寫作一本書時，他呈現的形象是什么。書有兩種，一種是作者的自我形象非常鮮明，一種是書里人物的形象非常鮮明。比如一個演員，如果這個演員在極力地呈現自己的唱功、自己的嗓子、自己對劇的駕馭，整個劇的所有元素他都能調動起來，那么他塑造的是這個演員，而不是戲里的角色，他的功力再好，也一定只是一個二流演員。《上校》可能比馬爾克斯其他書都要好一些，正因為他一開始寫作還不成熟時，他是在塑造書里的人物，但是到以后尤其是《百年孤獨》《霍亂時期的愛情》，他的寫作技巧太純熟了，對敘述角度的運用已經達到技術化的程度。

　　我覺得馬爾克斯寫的沒有我們想象的好，特別是我讀他后期的作品的時候，我能聞出一股“塑料味”，真正的好作家應該越寫這個作家的影子越沒有了，包括多敘述角度的運用，包括對于煉字煉句的運用。如果一個作家越寫在這方面越純熟的話，我覺得他也在由一流的作家往二流的作家靠近了。因為技術手段是比較容易掌握的。一個作家應該越寫越讓人看不到句子和寫作手段，這時候，他筆下的人物或不是以人物為主的那些主要元素就大踏步走在他自己前邊了。在《上校》中，那么簡單的一個故事，呈現了馬爾克斯對哥倫比亞民族、對整個南美、對生活的獨到理解，因而，《上校》確實是一部世界頂級的作品。

　　《一樁事先張揚的兇殺案》：就像一個好看的姑娘，一眼就令人著迷

　　麥家：我一直有意不去讀《上校》，因為有很多人告訴我《上校》寫得最好，而我希望自己不把馬爾克斯的書全看完，希望馬爾克斯有一個作品一直像一個傳說一樣存在，自己從來沒有看到、沒有摸過。但最近看了《上校》之后，我依舊覺得，《兇殺案》比《上校》好。為什么？因為《兇殺案》的故事非常簡單，簡單到可以用兩百字來敘述，馬爾克斯卻寫成了幾萬字的小長篇。1992年，我第一次讀到這篇小說時，覺得好像是在饑餓狀態下遇到一個美食，不忍心吃，看到兩千字的時候，我把它藏在抽屜里，但是忍不住又拿出來看，就這樣反復一個禮拜，才把這篇作品看完。

　　《兇殺案》完全可以作為一個寫作范本去教，也就是說，一個非常簡單的故事你怎么把它復雜化。有人說小說是不說的藝術，但有時候又是大說的藝術，一般人無話可說或者寫得很寡淡，但馬爾克斯就可以滔滔不絕地說，并且說到了哲學的高度。看完《兇殺案》，我馬上想到了加繆的《局外人》這個小說，《局外人》透露出一種文本精神，寫人對這個世界的冷漠、麻木，人與人之間的隔閡。《兇殺案》中造成悲劇的原因里有很多人為的因素，沒有人告訴圣地亞哥有人要殺他，有的人沒有告訴他是覺得殺手兄弟倆不會去殺，是說醉話；有的人覺得他們把圣地亞哥殺了跟自己沒有什么關系；有的人不希望圣地亞哥被殺，但是要忙著做自己的事，不愿耽誤自己的事情。

　　劉震云：《兇殺案》寫得沒有《上校》好，因為這本小說寫得很人為。《兇殺案》取材于一個真實事件，當一個真實的發生在我們身邊的一件事，特別是一件駭人聽聞的事，當你把它變成小說時，確實會受到很大的局限。要殺人的兄弟倆在鎮上游走，不論他是去肉店，還是去喝牛奶的地方，都是作者讓他們去的，作者讓周圍的人陰差陽錯地沒有告訴被害者有人要殺他。鎮上的人為什么都那么冷漠，而且覺得他們殺不了人？這個邏輯，如果是我的話，我都不會這么寫。另外，盡管小說的寫作與南美當時的政治事件和民族事件有關，但是與小說結合得并不是特別的渾然天成，小說中的轉折有時候是作者把鐵絲90度掰過來的。而《上校》則渾然天成，主要事件很簡單，一是上校在等退休金，一是斗雞賣還是不賣，他與太太的沖突、人與人的關系、情節的轉折等都很自然。

　　格非：我可能更喜歡《上校》，但是我當年最著迷的是《兇殺案》，就像一個好看的姑娘一眼就能讓人著迷，而喜歡一個好姑娘則需要時間的判斷。《兇殺案》的結構并不新鮮，而是歐洲的一個特殊的結構方式，叫目擊者提供證據。當一個事件發生很多年以后，對事件進行調查，通過不同人的觀點來了解事情的真相，比如《羅生門》《公民凱恩》用的都是這種方式。不同的是，《兇殺案》的完成度很高，馬爾克斯把拉丁美洲的文化、現實、神話結合得非常好。兩兄弟本身心地善良，實際上他們根本不想殺人，馬爾克斯關注的是，一個不想殺人也根本殺不了人的人是怎么把人殺掉的。

　　《兇殺案》問世以后，在拉丁美洲形成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見，一種意見認為這部作品好，好到什么程度？當年的拉美文學界認為這部作品完全可以跟古希臘的三大悲劇相比；反對的人說，這部作品是馬爾克斯的才華開始走下坡路的標志。這也是劉震云剛才的想法，從這個角度我同意劉震云的看法，因為在這本書中，馬爾克斯對于警察、鎮長這樣的角色批判性不像以前的作品那樣強烈，比如鎮長僅僅把他們的刀奪了，說你們兩個孩子回家吧，就以為事情解決了。比如神秘的有錢人來到小鎮，愛上神秘的女子，結婚當晚又因她不是處女把她退回娘家，書中有另一個奧秘，真正玷污女孩的也許另有其人，女孩為了保護那個人把圣地亞哥推出來，因為圣地亞哥地位高，她以為兩個懦弱的兄弟對他奈何不得。所以《兇殺案》看似簡單，實則復雜，馬爾克斯在作品里對素材采取了相對主義的處理方式，把所有問題都處理得撲朔迷離。

　　《兇殺案》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絕對是杰作，但在寫法上，馬爾克斯技法復雜，他讓故事不斷回到主教，回到雞冠湯，令人眼花繚亂，極其高妙。可以說，《兇殺案》是通過復雜寫出了復雜，而《上校》是通過簡單寫出了復雜，《上校》的境界要高一些，它非常簡單，非常平常。我們要判斷一流的偉大作品，首先的一個依據就是它一定要簡單。當年有人說過一句話，杰出的作品好像大象一樣，通常都有平靜的外貌，比如歌德、托爾斯泰的作品。不過，馬爾克斯有足夠的資本花哨，無論是他的見識還是他的技巧，都達到了相當的高度。

　　作家是否應干預政治：為了政治目的去介入文學，大可不必寫作

　　格非：我們讀拉丁美洲的作品，其實它的現實性和政治性不太容易看得到，馬爾克斯、略薩、博爾赫斯都是這樣。我國古代文學沒有一個維度說一定要帶有強烈的政治性，風花雪月都可以寫。近現代文學產生以后，文學才有了一個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反映現實政治。在一個傳媒不太發達的時代，比如魯迅生活的那個時期，可以通過小說來對社會、政治進行批判，但是今天媒體如此發達，社會的知曉度那么高，微博的批判性我們每天都能看到，這時，作家僅僅有批判力度是不夠的。從這個角度來講，文學應該還有其他更重要的任務。

　　一個好的作家應該是某種重要價值的守護者，他要提出價值，要保護這個價值，這是非常重要的，你得比網絡上的那些批判更往前走。對于作家來說，重要的不是你要守護的價值是什么，而是你怎么樣才能把這種價值保護下來。比如明代時陽明心學反抗朱子理學，朱子理學講懲惡揚善難道不對嗎？因為善惡在明代的時候已經很難分辨，價值觀模糊，所以要提出一個新的概念，即真妄問題。文學也是一樣，《紅樓夢》里出現真假的概念，它批判的不僅僅是善惡，還有真偽。這是作家提出新價值，對歷史做出的非常重要的推動。這種東西才是一個作家對這個時代、對歷史應該承擔的責任。

　　現在是一個大家都可以寫作、都可以發聲的社會，有那么多記者在關注社會政治制度等各方面的問題，你作為一個作家，通過文學的想象來表現日常生活，應該與其他工作形成某種重要的區分，這也是文學規范自身所必須考慮的問題。

　　劉震云：將一些發生在每個人身邊的事情上升到政治和社會的層面，其實政治和社會的層面你再給它拉大的話，無非還是生活的一個層面，它總會淹沒在生活中。凡是政治和社會特別突出的民族產生的作者，好像從娘胎里帶出胎記一樣，胎記會像水一樣洇開去，就像略薩，他寫得真正好的并不是關于政治的描寫，而是類似于他自己跟他姨媽的愛情，參選總統敗給一個日本后裔等等，這些都寫得好極了。又比如米蘭·昆德拉，他的作品里的政治成分也特別多，但是作品好就好在，他能夠把政治和社會的因素化到生活中的人物的愛與恨里去。

　　一部作品的極致到底達到什么樣的狀態才是好的？作品的極致有兩種情況，第一種極致是在一個平面上，像水流一樣向周邊蔓延，局限在政治和社會層面，而政治的因素、社會的因素、反抗的因素、叛逆的因素，是最容易達到極致的因素。比如一個人在街上，用一個酒瓶子砸到自己頭上，流血了，一定會引來很多人觀看。直接對政治和社會的反抗、叛逆，用黑暗來寫黑暗，這是許多作家都可以做到的，而且容易做到。張牙舞爪的作品，我覺得是容易寫出來的。真正難寫的，是將復雜還原為簡單。一個作家最偉大的工作是把一個特別復雜的還原成簡單，哪怕是一個公共事件，要能還原到個人和人物。這是另一種極致，它不是往周邊蔓延，不是把匕首扎在自己的胸膛上，而是它是一個大海，表面上風平浪靜，其實洶涌的東西都在下邊。

　　麥家：我相信，不管是我還是格非還是劉震云，寫作吸引我們的不是為了表達政治立場，而是對人本身的感情的關注，因為文學說到底連通的是人心。為什么我們可以看馬爾克斯的小說，也可以看幾百年前的古典小說？連通于其中的肯定不是政治，而是人心，總有一種感情、一種記憶，這種東西在連通我們。所以你如果想為了政治去介入文學，我覺得你大可不必搞文學工作。

　　寫作有時候是非常簡單的事情，簡單到了只要關注自己，關注自己的內心，我們很多人的內心是被遮蔽的，能把內心打開，說一點自己想說的真話，說一個別人不可能說出來的別致的故事，提供一個嶄新的人物，做到這一點就可以了。我曾經說過，文學就是我的宗教。如果能講一個像《兇殺案》這樣的故事出來，我的此生也就是非常飽滿的了。也就是說，期待一個故事就是我守護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