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致王萬年書札

　　日前，在北京海王村拍賣公司舉辦的中國書店2013年春季書刊資料文物拍賣會上，10余通梁啟超、康有為在日期間的書札面世，可謂是繼南長街54號所藏梁氏檔案書信拍賣后的又一重大發(fā)現(xiàn)。

　　此批書札共計14通，其中梁啟超書札12通、康有為書札1通、湯叡書札1通，收信人均為時任中國駐日本神戶領事王萬年。梁啟超到日本后與孫中山革命派的關系如何？或從第263號拍品中可見端倪。此通梁啟超致王萬年的書札原文如下：“頃奉電即復，計與昨書同達。前日方遷居，明水則以今日遷，一切狼籍，實難赴約。且下走一舉一動，報館咸屬耳目。忽到長崎會遠客，蜚語將百出。故惟有仍盼公等偕來耳。佛公所患想非劇耶。若實不能行，再電招，當設法耳。雨渾。”

　　此札是身處長崎的王萬年在同梁啟超商議一件極為重要的事，此事事關重大，讓王萬年的“昨書”與電報“同達”。“昨書”應為詳述其事，電報則起強調(diào)該事的作用。此外，梁氏推托遷居不久，“一切狼籍，實難赴約”，又言“一舉一動，報館咸屬耳目。忽到長崎會遠客，蜚語將百出”，則表明梁啟超對此事相當謹慎，不愿公開露面。前面提到的“佛公”即徐佛蘇。那么，究竟什么事能讓梁啟超有既想玉成又持如此謹慎的態(tài)度呢？查史料獲知，此時在日本，康梁領導的保皇黨與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黨兩大勢力明爭暗斗，矛盾十分突出。1907年1月，徐佛蘇受梁啟超委托，企圖調(diào)和保皇黨人與革命黨人之間的關系。筆者大膽推想，此信或許與此事有關，還有待學者專家進一步考證。

　　上拍信札中大量有關梁啟超理財和經(jīng)濟活動的資料也非常引人注目。如第257號拍品，梁氏書“奉上四百元，乞代致前途。昨日買價見報已知矣。但漲一元半則請為行割禮可也。當所尚欲購二十，若三百元能得，則購此數(shù)，請公限價購之”。梁啟超在日本期間也從事投資、借貸及股票買賣，其原因或是僅靠自己的稿費不足以支付日常生活開銷以及組織學社、辦報、社交等各項開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