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希臘和中國作為歐亞大陸兩端的偉大文明，在古代有無接觸，是學術界長期關注的一個問題。從現有文獻與考古資料來看，二者有可能通過中亞獲得一些相似的傳聞。
希羅多德《歷史》中提到的最東面的民族是伊賽頓人。根據中外學者的研究，他們可能大致活動于烏拉爾、里海以東，錫爾河之北，或到達伊犁河上游，甚至中國敦煌以西的塔里木和羅布泊地區。伊賽頓人之所指，主要有月氏說、烏孫說、塞人說。但不論哪種說法，都說明公元前7至5世紀，希臘人對中國西北地區的游牧民族已有所知曉。中國先秦典籍中提到西北方向的約有10種，但真正有史料價值，且能與希臘方面史料暗合的并不多。較多記述中國西北人文地理的是《山海經》和《穆天子傳》。《山海經》中提到流沙之外有大夏、豎沙、居◇、月支之國(“海內西經”)，流沙之外，則應包括伊犁河一線。《山海經》中還提到“一目國”，此與希羅多德的獨目人傳說暗合。這一時期的有關文字資料從同期考古實物上也可加以佐證。阿爾泰巴澤雷克古墓出土的保存完好的中國鳳凰紋刺繡和山字紋銅鏡，以及德國南部克爾特人首領墓中發現的中國絲綢殘片，都證明草原絲綢之路的存在。公元前5—4世紀之交的希臘人克泰西亞斯在其《波斯史》一書中首次提到了賽里斯人，即產絲之人。這實際上是間接提到了產絲的中國人。但中國方面對希臘卻一無所知。古代希臘與中國之間真正意義上的接觸與交流要到亞歷山大東征之后與張騫通西域之時。
亞歷山大東征及其帝國的建立，在古代東西方文明交流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希臘文明首次以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與遠到中亞、印度的其他東方文明發生了直接的接觸和交融，以希臘文化為主同時含有其他東方文化因素的希臘化文明得以產生。雖然，隨著羅馬的東進和各希臘化王國的衰落，希臘化世界到公元前后已不復存在，但希臘化文明的遺產仍在各地潛移默化地發揮著作用，與此有關的信息也通過絲綢之路在地中海與中國之間流動，這就為希中兩大文明的接觸和溝通提供了便利和可能。
亞歷山大對巴克特里亞地區和印度西北部的征服奠定了此后希臘化文明與中國文明接觸的基礎。亞歷山大死后，他的部將三分天下，中亞的巴克特里亞地區成為塞琉古王國的屬地。公元前3世紀中期，該地的希臘人總督宣布獨立稱王。公元前3—2世紀之交，此地的希臘人國王曾向東面的賽里斯和弗利尼擴張。這時的賽里斯已經有了比較明確的指向，即巴克特里亞以東。因此有學者認為這時的巴克特里亞希臘人可能進入了現在的塔里木盆地。至于弗利尼，有學者認為指的是匈奴，但根據《史記·匈奴列傳》，匈奴的勢力此時還未進入塔里木東部地區。因此，希臘人的東進不可能越過塔里木盆地以東，但巴克特里亞的希臘人又向中國方向前進了一步則是事實。巴克特里亞希臘人王國的統治一直維持到公元前2世紀中期，它的滅亡者很可能就是來自中國西北方向的大月氏人。
公元前139年，張騫奉漢武帝之命，出使西域。輾轉多年后，大約在公元前128年來到大月氏人統治下的大夏(巴克特里亞)。張騫在此地耳聞目睹的是與中原內地完全不同的一種文化景象。一是城郭林立，居民務農經商，且“有蒲陶酒”(蒲陶即葡萄)。二是“以銀為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三是“畫革旁行以為書記”，即在羊皮紙上橫著書寫。張騫還帶回了西域的蒲陶、苜蓿種子。這些信息顯然與希臘化文明的遺產有關。希臘人每到一地，都要建立自己的城市，亞歷山大和塞琉古王國都曾在此地建城。這些中亞城郭中至少有一部分應是希臘人的遺存。據古典作家斯特拉波的記載，巴克特里亞希臘人王國曾統轄著一千個城市。上個世紀60年代法國考古隊在阿姆河上游的阿伊·哈努姆發掘了一處希臘人聚居地的遺址。希臘式的劇場、體育館、人物雕塑、建筑柱式、希臘語的銘文、文獻(其中包括來自希臘德爾菲神廟的格言)、希臘化王國的錢幣，都向世人充分展示了一個希臘式城市的整體風貌和典型特征。張騫看到的城郭應該包括此類希臘人曾經建立或仍在居住的城市。希臘人與葡萄、葡萄酒有著久遠的、深厚的文化情結。據斯特拉波的記載，希臘人把先進的葡萄栽培法和葡萄酒釀造法帶入了西亞和中亞。張騫帶回的“蒲陶”一詞有學者認為來自希臘語表示“一串蒲陶”的β o t ρ v s″“(botrus)“。至于將國王頭像置于錢幣的正面，則純粹是亞歷山大及其后繼者的遺產。那些羊皮紙是小亞希臘化王國帕加馬的特產，并以該國國名命名。這種羊皮紙上的文字應該屬于通行于希臘化世界的通用希臘語。考古學者已經在阿伊·哈努姆遺址發現了這樣的希臘語文獻，說明希臘語在巴克特里亞地區的流行。張騫之后，絲路開通，中國的絲綢、鐵器、煉鋼術經大宛、安息(帕提亞)傳至東地中海各希臘化國家，甚至羅馬。中國與希臘化文明之間此時事實上已經有了一定的接觸和交流。
印度西北部是希中文明的又一個接觸點，是希臘化文化因素進入中國的又一個中轉站。自亞歷山大撤離后，此地雖有部分希臘人留存，但基本上被孔雀王朝控制。公元前2世紀初，巴克特里亞希臘人大規模進入印度西北部，將其納入王國的版圖。退入印度后，這些希臘人孤懸萬里之外，與地中海的希臘人漸漸失去了聯系。為了自己的生存和對當地人的統治，他們不僅要與當地的民族通婚，還必須接受當地的文化，但他們又念念不忘自己的宗教、語言、習俗。總之，不愿失去自己的民族性——希臘性。希臘文化與當地文化的融合勢不可免，希印雙語幣以及其上王像的印度特征(如象頭皮頭盔)和希臘神、印度神的并存，希臘人對印度神的崇拜和對佛教的皈依等文化混合現象隨之出現。一位名叫米南德的希臘人國王竟然皈依了佛教，成了在家的居士。著名的印度犍陀羅藝術就是印度佛教精神和希臘雕塑造型藝術相結合的產物。有學者認為希臘的阿波羅太陽神形象就是后來佛陀形象的原型，希臘神話中的英雄赫拉克勒斯被佛教吸收，變成了護法金剛。
犍陀羅藝術通過絲綢之路的東傳意味著希臘化文化因素的東傳。犍陀羅藝術在中國內地的逐漸本土化，也就意味著其中的希臘化文化因素與中國文化因素的融合。雖然它在傳播過程中受到中原文化的強烈影響，但仍保留了一些古希臘雕塑中人物造型藝術的特征:如高而通直的鼻梁，波浪卷的頭發，貼身透體的薄衣，線條流暢的褶紋。這些特征使人很容易聯想到古希臘遺留下來的諸多人物形象。希臘人崇尚人體美，喜歡用完美的裸體形象表現神。龜茲壁畫中的眾多裸體人物似與古希臘的藝術觀念有關。赫拉克勒斯的形象也隨著佛教傳入中原，在隋唐時期中國北方的一些墓葬中就出土了類似赫拉克利斯形象的武士陶俑。甘肅麥積山石窟的一尊武士塑像就頗有赫拉克勒斯的特征:虎頭或獅頭盔和木棒。
希臘式錢幣的影響也波及到中國的塔里木盆地。在和闐地區發現的“漢琺二體錢”(“和闐馬錢”)就是貴霜帝國境內(大致范圍在原來印度和巴克特里亞希臘人的活動之地)此類錢幣影響的產物，是希印雙語幣與中原錢幣的混合。這種幣中、希、印三種文化因素兼備，其中圓形無孔，周邊鑄有王號或王名，是希臘特征;幣上表示幣值的漢文是中國特征;琺盧文是印度特征。錢幣上面的馬或駱駝應是當地的特產。
希中文明之所以最終能在一定程度上實現接觸、溝通與交匯，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希臘人在中亞和印度的長期統治及其文化遺產所具有的強大影響力。這就使得希臘人作為一個外來民族于公元前后在當地消失或被同化之后，他們的文化因素仍在當地的文化傳統中流動并向外傳播。希中文明的接觸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過這種混合文化以及其他民族，尤其是進入巴克特里亞和印度西北部的游牧民族(如斯基泰人和大月氏-貴霜人)間接傳遞的途徑實現的。二是中國方面從漢武帝以來，一直力圖控制西域，擴大漢帝國的影響，從而使兩種文化的接觸在地域上成為可能。絲綢之路的開通與延續，無疑縮短了兩大文明的時空距離，從而實現了從希臘到中國，從地中海到黃河之間文明流動交融的壯舉。
(作者單位:南開大學歷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