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影響力大不如前，如今的微博仍具備制造新聞熱點的能力：前不久，清華大學法學院證據法中心主任易延友，在微博中拋出“強奸陪酒女比強奸良家婦女危害性要小”的論調，迅速遭輿論痛批。面對社會各界一邊倒的批評，易延友最終刪除了相關微博，并就不當言論公開致歉。輿論聲浪平息之后再看此事，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是：知識分子應該如何替公共“代言”？

　　易延友副教授的荒誕言論，與他作為知識分子的身份極不相符。人民日報、新華社等媒體的官方微博，第一時間對易延友的言論進行批駁；在央視《新聞1+1》節目中，主持人白巖松則認為易延友“違法常識、突破底線、冒犯公眾”。事實上，近幾年很多所謂知識分子的“奇談怪論”，都可以用這12個字進行概括。

　　略舉幾例：北京大學孫姓教授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老上訪專業戶至少99%以上精神有問題”；北大中文系教授孔某某曾用3句粗口拒絕記者采訪，引得微博網友一片嘩然；從“買房就是愛國”到“應大幅提高農藥化肥價格讓農民用不起”，從“農民孩子最好不要上大學”到“40歲掙不到4000萬就別來見我”……這些出自知識分子之口的奇葩言論，每一句都讓人大跌眼鏡。

　　在我們國家，公眾對知識分子普遍抱有較高的期待。究其因在于，民眾對整個社會的道德期望，很大程度上被賦予到了知識分子身上。他們經常被當作社會行為的示范，被視為社會教化的標桿，也被看作是社會啟蒙的主力。人們期待他們以專業學識深化公眾對外在世界的認識，期待他們能在公共事件中發出獨立的聲音，期待他們能在公共討論中為自己“代言”。

　　近年，一些知識分子讓這個曾經光鮮的身份蒙塵。去年，有媒體開展的一項關于知識分子群體的調查顯示，公眾對知識分子群體不滿意的地方，排前三的分別是學術浮躁和急功近利、作風腐敗和趨炎附勢、脫離群眾和不接地氣。

　　正是一些罔顧形象的知識分子，毀壞了知識界的聲譽，而魚龍混雜的知識界，反過來又制造了越來越多的“易延友”。有的人說一些明顯違反常識的話，在公共討論中沒有秉持理性和客觀的原則；有的人還會為蠅頭微利而言不由衷。這些人連為自己發聲的獨立品格都已逐漸喪失，更遑論為公共“代言”，他們蛻變成自己曾經批判的那種人。

　　白巖松在節目中說，知識分子應像啄木鳥一樣，通過找出樹上的蟲子來維護整個森林的健康，而不是像喜鵲那樣天天說一些好聽卻對森林健康無益的話。“不管生活在什么樣的時代里，知識分子都不應被利益所綁架，他們要對現實提建設性的意見，永遠做一個正方向的推動者。”白巖松的這番話，確實值得我們深思，因為目前的現實確實是“喜鵲型知識分子”太多，而“啄木鳥型知識分子”太少。

　　在輿論多元的時代，知識分子的公共言說顯得尤為重要。不過，要讓知識分子敢于為公共“代言”，既需要他們能秉持正確的自我認知，也需要全社會為知識分子獨立精神的培養創造良好環境。最起碼的一點，就是要讓高校、科研機構、文化團體等知識分子的組織，少受權力和財富的干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