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樂男聲》與《中國好聲音》正面對決、“捉對”廝殺，選秀節目競爭“白熱化”

十年一覺“選秀夢”

　　■ 在選秀節目經過了火爆、平淡，終于再次回歸之時，我們有必要認清選秀節目的實質是：得到許可，商業資本和媒體平臺合力策劃的以獲取經濟收益為首要目的，以吸收公眾參與為交換條件獲得注意力經濟收益及由此帶來的其他經濟收益的一種媒介事件。

　　■ 雖然選秀節目不斷調整以贏得市場，但無論選秀節目怎樣改變，受眾的圍觀地位未變，資本對媒體的影響沒有變。

　　2013年是中國首個音樂選秀節目《超級男聲》播出十周年。雖然十年間的歌與歌手大多如過眼云煙，但十年一覺的“選秀夢”仍大有長醉不醒的意思。7月12日起，浙江衛視《中國好聲音》第二季和之前停播一年的湖南衛視《快樂男聲》首次正面交鋒，正式開啟了暑期檔選秀節目大戰的帷幕。

　　播出之后，兩節目各自宣稱收視率勝出對方。《中國好聲音》稱據央視索福瑞城市網46城市的數據顯示，當晚“好聲音”以3.516%的收視率力壓“快男”的1.282%。而《快樂男聲》方面則援引央視索福瑞全國網的數據稱“快男”獲同時段全國第一。但是由于近年來媒體頻頻曝出的央視索福瑞城市網樣本污染、部分衛視收視率造假丑聞，壟斷國內收視調查的央視索福瑞數據公信力不斷遭受重創，業內人士普遍認為“按需制定”的收視率調查早就淪為節目營銷的工具，而收視率之爭也成為選秀節目注意力經濟混戰的一個縮影。

　　從《超級女聲》開始，國內層出不窮的選秀類電視節目就一直是重重矛盾交織的復合體，從來沒有哪個類型的電視節目像它一樣受到來自政治學、社會學、文化學、藝術學、心理學等多個專業領域的高度關注。例如，有的人認為選秀節目讓受眾體驗到了民主方式的意見表達，因此歡呼選秀節目是“民主的演練”、“審美的民主化”、“庶民的勝利”等等；有的人看到選秀節目影響廣泛，認為它是“當代大眾文化的一個典型”、“大眾文化的高揚”、“全民的狂歡”；還有人認為面向“草根”的選秀節目為底層社會向上流動提供了一個通道，具有積極的示范價值。應該說這些觀點或多或少都存在對選秀節目的誤讀，如果不能搞清楚選秀節目的本質屬性，那么所有贊美與批駁都只是空談。

　　選秀節目不是“民主的演練”。華東師范大學教授許紀霖曾經撰文對此類觀點從“有投票權而無決定權”、“投票規則的制定與變更缺少透明度”、“投票者沒有自由討論的權力”、“設置門檻（短信費）和一人多投”等四點予以批駁，一針見血地指出《超級女聲》等選秀節目的民主是有設限、不透明的民主。應該說這個觀點對今天那些自我標榜民主但選拔過程實際不受監管的選秀節目都還是有殺傷力的。

　　選秀節目并不代表大眾文化。成熟的大眾文化的生成和運轉是以不受干擾的自發形式按照自身規律在能夠自由表達意見的公共討論空間進行的。不可否認，很多真人秀節目有一定數量的參與者和受眾群體。但是這些人并非是文化事件的發起者，也不具有支配和控制事件發展的權力，被邀請上臺和被允許圍觀絕不代表公眾對事件有真正平等的發言權和決定權。

　　選秀節目也并不向社會底層提供上升通道。早就有學者批判這種利用“一夜成名”、“一步登天”的虛妄吸引年輕人尤其是年輕人參與選秀的做法。例如“超女”、“快男”頻頻曝出的與參賽選手的合約糾紛，曾與“天娛”簽約的多位歌手依然徘徊于各選秀節目之間的消息也一再提醒參賽選手正視選秀節目，自己把握人生。

　　由上可見，選秀現象之所以引起廣泛關注的原因是因為大家誤讀了選秀節目的本質屬性，把它上升到公共文化的層面并賦予了太多理想化的期望所致。在選秀節目經過了火爆、平淡，終于再次回歸之時，我們有必要認清選秀節目的實質是：得到許可，商業資本和媒體平臺合力策劃的以獲取經濟收益為首要目的，以吸收公眾參與為交換條件獲得注意力經濟收益及由此帶來的其他經濟收益的一種媒介事件。這種媒介事件制造的是受市場需求導向、利潤動機驅動和交換價值支配的商品。

　　對選秀節目，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等主管部門也是頻頻出擊，加以管控。2007年，國家廣電總局規定相關衛視在選秀節目中，不得采用手機、電話、網絡投票等場外投票方式。2009年，國家廣電總局對《快樂女聲》的批文中，對評委、嘉賓、主持人做出詳細要求，還規定“抱頭痛哭、淚流滿面、粉絲團狂熱、觀眾狂呼亂叫等不雅鏡頭一律不得播出”。同時也禁止短信投票、禁止屏幕下方的滾動字幕、禁止以彩鈴下載量來比拼人氣。對含有《快樂女聲》相關內容的其他節目也嚴格規定時間規定時段播出。2010年10月，國家廣電總局特批東方衛視直播《中國達人秀》全國總決賽，并且允許進行邀請全國觀眾短信投票。《中國達人秀》宣傳總監陸偉（也負責《中國好聲音》宣傳）表示特批的原因是“國家廣電總局認為《中國達人秀》表現的是個人通過奮斗來改變命運，倡導的是積極向上的生活理念，代表著中國主流文化和主流價值觀”。而之前2007年11月國家廣電總局收聽收看中心副主任金文雄曾表示：“禁秀令”針對的只是群眾選拔性節目，即“有海選，需要層層PK，設置分賽區，從初賽到決賽，還有復活賽的這一類節目。像《非常6＋1》這樣，不是面向社會范圍內的PK性質、短信投票的節目，如果只是才藝展示那還是可以的”。通過對比不難發現，主管部門對選秀類節目管控的重點不在于“秀”、而在于“選”。

　　由這個標準來看2013年的《快樂男聲》與《中國好聲音》的對決，“好聲音”表現出對政策意圖的深刻領悟和緊密跟隨；而“快男”則仍然執著于“草根海選”的過程。基于對政策的領會，“好聲音”與以往的選秀類節目相比在賽制、盈利模式方面都有重大的調整。如：淡化“選”的過程、簡化賽制，突出“秀”的專業性；采用了節目制作方“燦星”和浙江衛視共同投入、共擔風險并共享利潤的模式，強調開發后續音樂產業鏈，例如：巡演、駐場演出、全國連鎖的V-HOUSE和互動KTV的開發等。而“快男”的“直播”、“草根”、“無賽制”、“隨機”等變革顯然并未切中要害。

　　雖然選秀節目不斷調整以贏得市場，但無論選秀節目怎樣改變，受眾的圍觀地位未變，資本對媒體的影響沒有變。當一個人站在舞臺上聲情并茂、心機重重地講述一個由故事團隊包裝的臻于完美甚至是故意有殘缺的故事時，選秀早就變成了一個漸行漸遠的虛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