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克·倫敦

《中國佬與其他故事》封面

　　20世紀初，杰克·倫敦在他位于加利福尼亞的大牧場吸毒自盡，但歷史常有反復，“斯納克”隨著“中國威脅論”近年再度沉渣泛起，在遭他百般污辱的華人眼前游蕩。據法國《費加羅雜志》新近報道，遠在1897年，加拿大育空地區發現黃金，杰克·倫敦聞訊趕至該國北部蠻荒的克隆狄克河畔淘金，終歲只撈到幾粒，敗興而歸。他獲得的真金，是在冷酷大自然里掙扎的親身體驗和混跡酒館聽一群同是天涯淪落人苦訴的悲慘經歷。用出版家諾埃爾·莫伯雷的話說，他找到了從事文學寫作的“礦脈”：人與超自然力量的較量。他從加拿大嚴寒極地趕“淘金潮”回來后寫出的《克隆狄克故事集》，尤其是《野性的呼喚》《生命之愛》和《白牙》，在二十世紀初美國現實主義文壇上鑠石流金，聲名鵲起，傳入中國被譽為“名篇”，收進教科書。他的自傳體小說《馬丁·伊登》甚至成了國內研究英美文學者必讀的“經典”。

　　但是，一般中國人并不知道，除了上述杰作外，這位典型的“美國夢”作家還于1904年報道日俄戰爭之后，在舊金山報紙上發表《黃禍》一文，1908年和1910年分別寫了兩部所謂小說《中國佬》和《空前絕后的入侵》，以及其他涉及中國海外移民題材的《白與黃》《黃絲帕》《陳阿春》《阿金的眼淚》等多篇作品。在這一連串精心炮制的“黃色傳說”里，作者不吝惜筆墨，污蔑中國人為“劣等民族”，是對歐美白人世界構成威脅的“黃禍”，必須對之實施“種族滅絕”，世界才能實現和平。杰克·倫敦的“黃禍”論同德皇威廉二世的叫囂如出一轍。威廉二世在發動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對沙皇尼古拉二世鼓吹歐洲共同抵御“黃禍”，還構思創作一幅《黃禍圖》，贈送給俄國暴君，以示中國“火龍”象征的“黃色恐怖”。1900年，他發表演說叫嚷要將德國的聲威廣布中國，派瓦德西擔任八國聯軍總司令到北京平定“拳亂”，對膽敢抵抗的中國人“格殺勿論”。在威廉二世揚言要將德國的“盾牌”豎立在中國土地上之時，杰克·倫敦從大洋彼岸呼應，揮動筆桿子向中國形象“潑墨”，描寫華人“野蠻”“丑陋”，正在向世界“擴張”，從而早就發出“中國威脅論”的奪人先聲。

　　杰克·倫敦奉行社會達爾文主義，認為人類社會也如同原始森林，通行生存競爭的法則，在霍布斯展示的“利維坦”中，“弱肉強食”是自然的邏輯。在世界各人種間，他堅信白種人最優秀，依尼采的“超人哲學”強調：“白人是一個偉大的種族，地球的一半和海洋的全部都是他們的世襲財產。”為保證這份財產有純種繼承人，他甚至跟彼此并無愛情的貝絲結婚，目的只在于“生出健壯的兒女”。杰克·倫敦秉持“白人優越”的立場，一貫鄙夷從中國漂流到美洲求生的苦力。他年輕時曾在奧克蘭買舟下海偷竊人工養殖的牡蠣，被警察抓獲下獄，卻夸口謊稱自己“親手抓過偷撈海蝦的中國人”，欲表明白人竊賊都比落難的黃種人高貴。1869年6月，法國殖民當局在南太平洋塔希提島上阿蒂茅儺制造冤案，錯斬棉花種植園的華人苦力詹秀公。種植園的華工為詹氏在當地華人的“永安墳園”修了一座馬蹄形墓，并在關帝廟里為他設了一個祭臺，寄托海外未亡人的哀思。杰克·倫敦聞訊，據此寫出小說《中國佬》，將華工描繪成奴性十足，愚昧、丑陋、冥頑不化、不可理諭的地球“劣等人”典型。他寫的主人公“阿秋”，因法國帕皮提法庭書記員將被判處極刑者阿楚的“楚”字錯寫成“秋”而代人受過，綁赴刑場處決。阿秋曾目睹真兇殺人，知其逃逸，此時卻一無怨言，二不反抗，倒是在斷頭機的鍘刀朝自己脖頸急劇落下那一瞬間，幻想起自己種植園合約期滿“衣錦還鄉”，二十年后變為富人，娶妻生子，生活在溫馨的夢中花園里。杰克·倫敦充分發揮出他在當海員經過熱帶島嶼時積累的離奇想象力，塑造了一個懦弱麻木，生性愚魯，任人宰割的奴隸形象。他不譴責白人殖民當局草菅人命的行徑，反而往受害華人苦力身上吐唾沫，顯露其叢林法則衛道士的本性。“中國佬”是當年美國西部白人對中國修路苦力的蔑稱，杰克·倫敦將之作為他小說的題目，帶有濃厚的種族歧視色彩。直至2006年11月，美國一個叫艾莫斯的脫口秀主持人在節目中還在反復使用這一辱華詞語，可見流毒之深。

　　1910年2月，杰克·倫敦在傳播美國大眾文化的《麥克柯魯瑞》月刊上發表了他闡明“黃禍”論的“暢想”小說《空前絕后的入侵》。接著，這一“文本”收錄進瓦爾特·默溫編撰的《歷史文論》，像是一個將中國妖魔化的世界地緣政治歷史結論。在“預言家”杰克·倫敦筆下，1976年，世界與中國的紛爭達到頂點。在一場中日之戰中，中國打敗企圖建立“東亞共榮圈”的大和民族，接著以“人口膨脹”的方式向周邊擴張，與意欲獨霸印度支那的法國武裝沖突，以百萬民兵擊潰法國，“黃禍”即將殃及整個西方的白人文明世界。在此緊急關頭，為鏟除中國這個“可怕禍根”，美國總統采納科學家拉寧格爾的細菌戰，決定派遣飛機到中國上空投擲多種細菌彈，造成中國大地上瘟疫流行，哀鴻遍野，成千上萬人死于非命。最后，“中國滅亡”，領土被全球數個國家移民瓜分。杰克·倫敦的“歷史小說”收束得如此干脆。在他看來，這是消滅“黃禍”的唯一途徑，必須采取果斷戰略。對于如何料理中國的“后事”，他則明確提出要“根據美國的民主程序實施”。

　　從文學分野來界定，杰克·倫敦屬于美國的“耙糞派”，語出羅斯福的一次講演，系指這一派人致力于揭發現代社會的弊端。在這一層意思上，杰克·倫敦長久以來被視為“社會主義者”“進步作家”，甚至被捧為“美國的高爾基”。可是，他竟然揮筆將歷史上受盡西方列強欺凌的中華民族定為“黃禍”，必欲除之而后快。這似乎難以用對中國缺乏了解，或懷有一般偏見解釋得通。若直面歷史現實的話，應該承認他代表著歐美西方國家一些知識“精英”深入骨髓的種族歧視。

　　盡管“黃禍”論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有所潛蹤斂跡，但近年來出于政治動機，或“自戀邪癖”，又借尸還魂，讓人感到杰克·倫敦的反華陰魂不散。這種現象讓人不免聯想到英國推理小說家薩克斯·羅默在1875年推出的《福爾摩斯遭遇傅滿洲博士》一書。薩克斯·羅默與杰克·倫敦異曲同工，通過傅滿洲的中國人歪曲形象，將“黃禍”擬人化，又連續搬上歐美電影銀幕，在西方主流社會制造著“中國威脅論”，其中難說沒有杰克·倫敦幽靈所助。

　　且看當今全球化的世界，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固不可取，但不可忽視的是，東西方的文明沖突，西方與中國的文化碰撞，在一些方面是確實存在的，遠非“鶯花無限日高眠”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