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建川的頭銜有點兒“雜”，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副秘書長、四川省收藏家協會副主席、建川實業集團董事長、建川博物館館長……；樊建川的經歷有點兒“怪”，從軍校轉業，到宜賓市的副市長，轉身下海，成為房地產開發商。

　　更怪的是，這位開發商最熱衷的事業，不是建商品房，而是建博物館。社會上有“房奴”“車奴”，樊建川自稱“館奴”，而且是“大館奴”。

　　日前，在《大館奴》新書發布會現場，樊建川的角色又一次發生變化。此刻，他是一位講述者，講述他的書和他的夢——都與博物館有關。

　　與他這個人一樣，樊建川的收藏也稱得上“另類”，有八路軍用過的子彈帶，有華僑捐助抗日的支票，有印著“抓革命、促生產”的“文革”搪瓷水杯，也有汶川地震時“可樂男孩”薛梟喝的那個可樂罐。

　　“別人收藏唐宋元明清，收藏梅蘭竹菊、才子佳人，我收藏的大多是些火爆爆的東西。”樊建川說。在四川大邑的建川博物館群落，已經建成了30多個主題博物館，大多與抗戰、“文革”、知青、災難有關。在樊建川看來，收藏戰爭是為了留住和平，收藏教訓是為了美好的未來，收藏災難是為了長久的安寧，“我是想保留一些歷史的細節。時間將證明，這些藏品對我們的國家、社會肯定是有用的，是更有價值的藏品。”

　　樊建川對抗戰文物有著特殊的情結：“日本總有那么一部分人，不承認侵華歷史，甚至篡改歷史，為戰爭罪人鳴冤招魂。我們既要理直氣壯地駁斥否認侵華罪行的言論，更應該把事實擺出來，文物就是最好的證據。”

　　2000年7月，樊建川聽說一批日軍投降時交出的系列機密公文即將拍賣，有海外商人已籌足資金準備“豪奪”。他擔心自己的資金無法與之匹敵，就開始四處打探這批拍品的來源，希望說服賣家撤拍。在拍賣會開始的前一天，樊建川找到了這位賣家，曉之以理、動之以情，最終賣家同意撤拍，直接將拍品賣給樊建川。能把這批日軍侵華的罪證留在中國，留在中國人手中，樊建川很欣慰。

　　“建川博物館的未來應歸于國家。我和妻子已經商定并立下遺囑，當我們不在的時候，將建川博物館和安仁文化公司的全部股權，捐贈給成都市人民政府。唯有這樣，博物館才能長存，這些文物才能發揮更大的作用。”這份收在《大館奴》中的《遺贈書》，落款是樊建川。

　　詩人流沙河這樣評價樊建川：“看他辦博物館立志救世，‘為人太多，自為太少’，很像《莊子》書中的尹文子。至于粗茶淡飯，布服素衣，‘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又很像墨子。”

　　然而，樊建川并未以古人自況，他想做的，無非是一個“敲鐘人”，為忙碌奔波的人們敲響警鐘。“我不希望參觀者像游客一樣，在匆忙之間，花很少時間來看我的博物館。我希望一部分人來看，看了以后有五分鐘的思考，在生活的路上停下五分鐘，回頭看看，把人生的意義搞得清楚一點。”電影導演陸川，就在建川博物館停下了腳步。拍攝《南京！南京！》時，陸川曾和同事吃住在建川博物館：“在建川博物館，我對歷史的感受、判斷，發生了很大變化。”

　　“敲鐘人”樊建川有一個夢想——憑他一個人的力量建100個博物館，做一個真真正正的“大館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