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正陽門下》劇照

　　電視劇《正陽門下》講述了以韓春明為代表的北京返城知青們的奮斗故事，展現了改革開放之后，返城知青們緊跟時代、不斷奮進的創業史。雖然本劇的故事圍繞男主角韓春明展開，但是這絕不是一個人物的傳奇故事，而是通過塑造韓春明這樣一個代表人物，抒寫出北京人在新時代所表現出的風貌、風采，弘揚了“愛國、創新、包容、厚德”的北京精神。

　　“愛國”是北京精神的開始，是一個北京人，乃至中國人最基本的精神素養。電視劇《正陽門下》處處體現著對于祖國的熱愛和依戀，這種熱愛和依戀不是浮于表面的口號宣揚，而是來自于深邃的文化認同與欣賞之中。男主角韓春明數理化樣樣不通，卻酷愛歷史和語文，尤其是對于中國古代史及古玩的癡迷已經深入骨髓。他為研究古玩認“九門提督”關大爺為師傅，為爭奪古玩和破爛侯斗智斗勇，在他們的血液中都流淌著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熱愛。在他們的心里，古玩是一種修養、一種境界，一種對中華傳統文化的珍視。他們容不下中國的文化瑰寶流于海外，蔑視以古玩來換取利益的投機分子。

　　在劇中除了韓春明、關大爺、破爛侯這樣的古玩收藏家之外，還有像蘇萌、蘇萌舅舅、關父關母等一批古玩投機商，古玩在他們手里變成了盈利的商品，他們只在乎古玩的價格，卻不懂古玩的價值。在韓春明、破爛侯等的眼里，那樣的古玩買手只是“一葉障目，不見泰山”的庸人，古玩到了他們手里得不到真正的欣賞，只有金錢的玷污。在劇中，編劇通過這樣對比式的人物塑造，為觀眾重新樹立了對于古玩的認識，直擊當下收藏熱背后的金錢浮躁，讓觀眾明白古玩并不是投資的商品，而是文化的傳承，指引觀眾從心底深處認同與熱愛中華的瑰麗文化，懷有保護傳統文化的愛國之心。

　　電視劇《正陽門下》除了描繪以韓春明為代表的一批收藏家珍視文化瑰寶的愛國精神和不讓文物流于海外的民族氣節之外，還展現了一代北京返城知青的創業奮斗史。在他們的身上，觀眾可以感受到“創新”的力量。改革開放之初，人們還難以擺脫老舊思想的束縛，將商品買賣視作不容姑息的投機倒把。韓春明等返城知青緊跟時代、更新思想，不斷提出商業新點，由最初的個體飯店，到大批的汽車進口貿易，再到龐大的房地產投資，韓春明的每一次成功都那么出乎意料而又順理成章，他的思想永遠都活躍在創新之上，始終保有邁出第一步的勇氣，正是這種創新的智慧與勇氣讓韓春明不斷獲得成功。

　　當然，創新的精神不僅僅是屬于韓春明的，也是北京這座城市共有的。透過電視劇，觀眾能夠感受到北京這座古老的城市在時代的推進下不斷開放自己、走向創新。老四合院的人們陸續搬走，住進現代化的樓房、別墅，感受不同以往的新生活，但是在享受新式居所的同時依舊保有對老院落、老鄰居的懷念。他們從未因為創新離開故土，韓春明在不斷創新的同時依舊保有對中華文化的癡迷與熱愛。這種不離故土、不忘根本的創新才是編劇真正想要傳達給觀眾的精神，也是北京這座古都不斷進步而又不失自我的珍寶。

　　包容并蓄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更是北京這座國際化大都市的城市精神。“創新”使北京不斷前進，“包容”則讓北京更加寬廣。《正陽門下》在表現北京“包容”精神方面，采用以小見大的方式，以韓家人對小杏的接納展現出北京人對外鄉人的包容。小杏是韓家出了五服的遠房親戚，不甘于一輩子都困于農村，便投奔北京的韓家。韓春明的母親像對待親生女兒一般接納小杏，韓春明也視小杏為自己的親生妹妹，一家人以真情消解了小杏作為外鄉人的孤獨、寂寞。韓家人身上體現出了北京人包容的品德，他們不以北京人自居，沒有反感本地人輕視外地人，將外地打工者視作自己的兄弟姐妹，真心相待。北京這座城市正是以這樣寬廣的包容之心，讓外鄉人感受到了家的溫暖，讓他們將北京視作自己的第二故鄉。

　　劇中有這樣一句臺詞：“在正陽門下，就要做正陽門下的事兒”。所謂“正”便是剛正不阿，“陽”則是光明磊落，這“正陽”二字則代表了北京“厚德”的精神。劇中作者為觀眾塑造了一正一邪的兩個主要角色，韓春明正直、坦蕩、為人仗義，程建軍奸詐、陰險、常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韓春明和程建軍形成鮮明對比，兩人在劇中的沖突實質上是大智慧與小聰明的較量。其中雖然程建軍通過一些小手段取得過短暫的成功，但他聰明反被聰明誤，最終落得妻離子散、眾叛親離的寂寞下場。劇中這種邪不壓正的正能量傳播，是作者對于北京“厚德”精神的贊揚，是對社會道德的呼喊，讓觀眾明白做人要腳踏實地、正直、友善，投機耍滑最終只會誤了自己。就像劇中所講“放著前門那么大的門不走，非走后門，早晚有一天撞到騙子手里”。只有真誠待人、仗義為人、樂于助人，懷著“厚德”的精神做人才能最終取得成功。

　　電視劇《正陽門下》以有力的筆觸為觀眾塑造了一批可愛、可敬的人物，以深廣的情懷譜寫出一曲北京精神的贊歌。觀眾在收獲愉悅的審美體驗的同時，也獲得了精神的提升，感受到北京這座古都在新時代所保有的文化精髓和與時俱進的新風新貌，讓觀眾對于“愛國、創新、包容、厚德”的北京精神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在本劇中作者沒有大段的主義宣揚，而是通過人物的成長讓觀眾明白北京精神的內涵。除此之外，本劇的觀賞性和藝術性也十分強。作者對于北京人的個性展現以及時代的把握都做得十分細致，從人物語言、情節設計、場景擺設等細節入手，讓觀眾隨著如義利面包、鳳頭自行車、的確良襯衣等生活細節回到那個讓人追憶的純真年代，并隨著電視劇再次見證時代推動下北京這座城市的成長與變化，無疑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精品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