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法是徐悲鴻藝術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其書名掩于其浩浩畫名；對徐悲鴻繪畫的研究早已汗牛充棟，但對其書法的研究卻始終是徐悲鴻研究的弱項。而對于這位曾經得到康有為親授的藝術家，他的書法實在不應該被人們所忽視。近日，在中國人民大學藝術學院舉辦的“全球化與民族化：21世紀的徐悲鴻研究及中國美術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不少專家學者認為，徐悲鴻書法獨具藝術魅力，值得業界深入關注；而其書法藝術的學術價值，亦可以被書法界觀察——什么是不以怪力亂神而任情怡性的徐悲鴻書法的藝術生命力之所在？

　　中國人民大學藝術學院藝術學系主任王文娟認為，徐悲鴻的書法特色，在于“諸野”與“流美”——悲鴻書法的生拙、天然、率真、稚憨又豪俠之氣，更是上求漫溯“諸野”之風，在渾莽甲骨、金文、石鼓、六朝碑版中得爛漫。同時，他在上求“諸野”求生拙渾莽之民間氣外，又找尋著流美典雅的士之帖學名勝。他那拙樸而不丑怪，悍野而不失文氣，沉雄而又優美的書法風格，正是文質兼備的美學集成。“譬如他寫的《行書大理絕句》，便是最好的證明：千年崖石暗銷魂，水國干戈列洞門，杜宇聲聲啼不住，望夫人早化春云。此作通篇仿佛沒有布局安排，率而信手，隨意寫來，撇捺欹側，點化放逸，方圓大小不做講究，野氣盎然、馳騁放達。”王文娟說。

　　聊城大學美術學院副院長兼書法系主任向彬則認為，徐悲鴻的書法形態主要表現在點畫、結構和章法三個方面：點畫方面，顯出筆力遒勁，線條質樸的形態特征；結構形態可謂字形多樣而形態可掬；章法布局方面，他隨意經營而整體協調，這些形態特征主要是徐悲鴻師法魏碑、以畫入書和“性”“象”完美結合的審美奇趣所形成。

　　以畫入書，取法魏碑

　　常有畫家“以書入畫”，而徐悲鴻書法藝術的特點之一，則是“以畫入書”，一方面用繪畫的線條書寫書法，使書法的線條變化多端，且極富墨色變化；另一方面用繪畫的造型營造字形，使字形千變萬化而富有生命。“徐悲鴻在書法創作中不同于書法家的突出特點是：他用繪畫的線條表現書法內涵，筆鋒運動造成內在的、微觀的線質變化，在表現情感和審美內涵的同時，也是一種律動的展現。徐悲鴻書法作品內部運動節奏是微弱的、隱晦的、自然的用筆變化。而他的墨法是從繪畫技法中借鑒而來的，一字之內濃淡相間，一行之間燥潤相雜，墨色的變化在局部作品中是相對體現出來的，不僅增強了輕重對比，同時也增強了虛實對比，墨色與清晰的文字相聯系，增強了作品的節奏感和視覺沖擊力。”向彬、李雯撰文認為，徐悲鴻在書法中受繪畫的影響，更加注重字形的營造，使之充滿意趣。他的字形方圓互用、姿態新穎，不求方整對稱的字體，而求有所變化，甚至有意變換筆畫的彎曲幅度，字形千變萬化而富有生命，如“秋”、“恨”、“不”等字，有的呈菱形，有的呈三角形，有的呈梯形，精心地布置、巧妙地安排，既不離傳統，又似乎帶有超前的現代氣息，體現出寓巧于拙、寓飾于樸、姿態活潑生動富有生機的審美特征，令人回味不盡。

　　徐悲鴻的書法，離不開他所處的時代背景，清代的書壇帖學漸成衰微之勢，而碑學則已深入民心。特別是書學理論從明末書家傅山提出的“四毋四寧”到清初書法理論家楊賓主張學書“宜先取六朝人以前碑版細觀”書學思想進程的變化，可以看作是清代碑學運動的啟蒙時期；至于清代乾嘉時期，考據學、金石學盛行，大量碑版金石發掘出土并被研究，至阮元的《南北書派論》和《北碑南帖論》的提出可視為清代碑學運動的正式宣言；后又有包世臣的《藝舟雙楫》，補充了碑學運動的具體技法和審美要求，特別是康有為《廣藝舟雙楫》的成書，把清代碑學運動推向了高潮。民國的書壇更是與晚清一脈相承，于是，在這種歷史和人文背景下，徐悲鴻曾有“北碑怪拙吾人能得其美”之語。

　　康有為言北碑有魄力雄強、氣象渾穆、筆法跳躍、點畫峻厚、意態奇逸、精神飛動、興趣酣足、骨法洞達、結構豪放、血肉豐滿等十美，徐悲鴻深諳此理，同時把眼光也擴大到南朝碑刻，并上溯到殷墟甲骨、西周金文、戰國石鼓、秦代篆書、漢代分書，以體會先民之渾厚蒼茫、高古質樸、金戈鐵馬之氣。“去世后，徐悲鴻的臥室保持原樣，床頭就放著一本《爨寶子》。對于碑學書法家他不僅仰慕他的老師康有為，亦深喜鄧石如、包世臣、于右任等大師。”王文娟介紹，康有為把書法可取斷限在六朝以上，托古改制，徐悲鴻則是站在現代性立場上，在他那個時代就可貴地具有了世界性的思路，在國家文藝復興的啟蒙高度上下求索，全面堅定地守護優良傳統，不僅崇碑，亦重帖之精華。在尊崇碑學的同時，徐悲鴻也不似他的老師康有為那般苛刻，對優美帖學如同碑學一樣，情之所鐘。

　　這種碑帖同重、兼容并蓄、海納百川的書法精神，正是中國哲學“一陰一陽之謂道”而剛柔相濟、氣韻兼備的體現。王文娟舉例說，徐悲鴻書“一怒定天下，千秋爭是非”，便是頗為典型的書隨情發之例：結體平正端穆，留隸之形狀，卻去隸之波磔，中鋒運筆，具碑之厚重沉雄，尤其“天”“下”兩字，反常態為撇長捺短，橫長豎短，厚重之中頗顯爛漫天真之氣；而“太極凝帝宇，中國有圣人”亦是碑感十足的書寫。而屬格外心性之寫作的典范例子還有書家的自題款，“悲鴻”二字的寫法，是獨具特色的個性化簽名，結體寬博而緊湊，上寬下窄的結構，中鋒用筆的渾厚，力的安排頗顯風神上舉之飛騰勢。

　　守舊與自由

　　徐悲鴻書法的可貴之處在于引進西學的時候，從來沒有全盤西化地忘記或者放空拋棄本國的優良傳統，“借助他山，必須自有根基，否則必成為兩片破瓦，合之適資人笑柄而已”。這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徹底打爛舊傳統的呼聲中，似乎相當“守舊”。但王文娟認為，這種“守舊”除了如生命般熱愛護佑書畫外，還表現在他幾乎終其一生用文言、半文言寫作，無論是中西畫論研究，還是藝術隨筆、評論、書信，他都用美輪美奐如絲竹管弦，亦如鐵騎長風，更如金石鏗鏘的文言寫作。

　　從古人法帖中尋求“古意”，避免模式僵化、呆板，以書法形式為依托，對自己內心情感的直接表達，直抒胸臆，這似乎也是徐悲鴻書法創作的核心所在。“書家應重視自然書寫，尋求適合自己的藝術處理方式，盡量避免‘為展覽而展覽’的機制，還是要尋找到自己的創作之源，在創作過程中，應該根據具體情況的需要，根據當下書法創作發展的趨向進行適時的調整、安排，既不能讓情感的宣泄任意流淌，不加理性思索地瘋狂創作，也不能呆板地刻意創作，作品的創作過程要有嫻熟技法的支撐并且要有情感的流露，自然書寫。”向彬說。王文娟認為，徐悲鴻書法的當代意義，在于提醒我們加強書畫同源的意識，并凸顯國家形象與書法文化身份意識的確認，以及藝術心性與書法人格之教育，“建設書法文化，以‘天行健’的美好心態和國際世界相交流，今日書法人，任重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