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29日的清晨，7時30分，牛漢靜靜地離開了這個他熱愛的世界。

　　自“五四”以來近百年的中國新詩史上，出現了一大批光輝的詩歌人物，群星燦爛。聞一多、艾青、臧克家、綠原、穆旦……而牛漢，正是其中一顆璀璨的亮星。他的隕落，震動了中國和海外的文化界及廣大的讀者群。

　　我寫了一副挽聯，在牛漢逝世的次晨，送到他家，掛在他靈堂遺像的兩側。挽聯是：

　　絕代詩豪 揮灑辭章不朽

　　騷壇翹楚 軒昂風范長存

　　我向牛漢遺像鞠躬，一連鞠了九個。哀痛的眼淚突眶而出！

　　牛漢是中國當代的大詩人。他的優秀的、杰出的詩歌作品，大大地豐富了中國詩歌的寶庫。他的詩作題材廣泛，內容豐厚，反映了他愛祖國、愛人民、愛人類、愛自然的高潔情懷，體現了他昂首不屈、特立獨行的人格魅力。他的詩格和人格高度統一。他的語言質樸無華，初看覺得沖淡平直，但如果再讀，一遍、兩遍、三遍……便會感受到濃郁的詩味，綿厚的情愫，仿佛春醪佳釀，沁人心脾。他簡潔中有深沉，樸素中有豐碩，淡泊中有強烈。他的風格是獨立不羈和平實親和的結合。

　　牛漢詩作的一個突出特點是與大自然的精神交流，將生命體驗賦予宇宙萬物。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寫山、河、動物、植物。這類詩的篇數在他全部詩作（約三百六七十首）占有較大的比例。最著名的《悼念一棵楓樹》和《華南虎》，一是寫植物，一是寫動物。生命體驗，鮮明地表現在他的動植物詩中。他寫松樹、青桐、毛竹、棗樹、車前草……也寫虎、牛、馬、猞猁、鯉魚、蚯蚓、蟋蟀、蝴蝶、蝸牛……他諄諄囑咐小魚要小心保護自己，告誡麂子趕快躲避獵人的槍。他寫了三首關于牛的詩，《耕牛謠》則異想天開，要讓牛去耕天。他認為灌木叢的根塊具有頑強的生命，因為它凝聚了幾十年的熱力。牛漢心儀老虎，卻又說，“只有在天空盤旋的鷹能認出過去的虎穴。”可見牛漢更傾心于鷹，他寫了八首以鷹為題材的詩：《山城的鷹》《鷹的誕生》《鷹如何變成星的童話》《一只跋涉的雄鷹》《鷹的歸宿》《羽毛》《墜空》《鷹形的風箏》。對鷹如此垂青，這在中國和世界詩人中，恐怕是獨一無二的。在牛漢筆下，鷹沒有地上的墳墓，鷹“飛得極高極遠/直到今天/天文臺還沒有發現/只有鷹的同類/才能在千萬顆星星里認出它/這顆星有一雙翅膀/它還在繼續升高，升高……”這是何等的想象，這是何等的力的升華！但在牛漢的筆下，鷹還有另一種形象：“鷹，又伏在那里……/緊貼著它并不信賴的地母……/插入灼熱的沙漠深處/它是一把尖端朝天的劍……”鷹又與大地緊密地契合在一起。升空和伏地是一個形象的兩個面，合起來成了一只完整的鷹，鷹的魂！我感到，這也正是牛漢的魂！

　　牛漢的胸襟開闊，他尊重在詩風上與他完全不同的卞之琳前輩。盡管新月派與七月派（牛漢因與胡風關系密切，曾被歸為以胡風為首的七月派成員）相距甚遠，牛漢卻在徐志摩故鄉召開的一次詩會上喊出了“徐志摩萬歲！”的口號。當我問他為什么這樣喊時，他說：“可以喊毛主席萬歲，為什么不能喊徐志摩萬歲？！”他對外國文學的欣賞幅度很寬，他傾心于莎士比亞、蒙田、里爾克、狄金森、普希金、安德拉德（葡萄牙詩人）……這會是一個很長的名單。

　　牛漢并非狂傲者，他常常接受批評。卞之琳曾批評牛漢的詩寫得散。牛漢一直記在心里。卞之琳去世后，牛漢寫了一首悼詩，寫得緊湊。牛漢說，要讓在天國里的卞老高興高興。

　　老詩人鄭敏說，牛漢詩歌的成績已遠遠超過了艾青。這當然只是鄭敏老人家的一家之言。但說牛漢是當代中國舉足輕重的大詩人，這大概極少有人持異議了吧。

　　我與牛漢結識是在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我奉調到人文社。大約在1995年我在人文社閱覽室見到一位身材高大的同志在埋頭工作。他見我來，與我打招呼。我請教他尊姓大名，他說：“牛汀。”這個“汀”字，應該讀tīng。但社里人都叫他牛丁dīng，他自己也稱自己牛丁。我說，哦，原來是你！由于工作關系，我與他接觸漸多。1986年，我的抑郁癥犯了。這年8月，農墾部部長何康邀請一批作家訪問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我在被邀者名單中。我妻子聽說牛漢也去，便請他照顧我。這樣，我和牛漢一同訪問了北疆和南疆的許多墾區。我和牛漢同住一室，他處處照顧我。

　　旅途中，我常常聽到牛漢說一些使我印象深刻的話。一天，在沙漠中看到水一樣的東西，我說像海浪。他說，你再仔細看看，是沙浪，不是水浪。我再看，果然如他所說。在吐魯番，我們仰頭看天上的星星。他說，你看，天高不高？我說，天總是高的。他說，我們在這里看到的天，是最高的天。后來我明白了，吐魯番，尤其是那里的艾丁湖，是地球上最低的地方。據此，這里與天的距離最遠。所以從這里看天，天最高。在北疆，我們訪問賽里木湖。那是我們在北疆逗留的最后一天。陽光在湖面移動，有云影，湖面時時在變化，從碧藍到湛藍，再到深藍，又轉靛藍……變得有一種凄美的感覺。牛漢說，你看，湖水在變，變得悲哀了，是在向我們告別。在南疆，有一次在夜里，我聽見牛漢大聲叫喚。醒后我問他，是不是做噩夢了？他說，是手放在胸口上了。他說了他精神上受過創傷，所以常常做噩夢。他說，他不僅做噩夢，而是常常有夢游的行為。他又說了一句：旅行在外，也像夢游一樣。

　　牛漢還告訴我一件事：解放之初，1950年，上級領導找他談話，說準備派他到蘇聯去學習，去學保衛黨中央的工作。牛漢考慮了三天，最后決定辭謝了。他不能放棄寫詩，更不愿當“克格勃”。

　　成仿吾知道了這件事，就特別提醒牛漢要注意周圍，要謹言慎行。牛漢說他特別感謝成仿吾校長對他的關心愛護。

　　牛漢不僅擅長寫詩，也寫了大量散文。我對他說，你的散文是一種性靈的抒發，“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要做是做不出來的。

　　有一次我問牛漢：你對周作人附逆怎么看法？他說，絕不可原諒，這是大節。又說，周作人也做過一些好事，如送李大釗的女兒李星華到解放區去，保護北大校產等，但不能掩蓋其大節。我說，也許是腳踏兩條船，為自己留一條后路吧。牛漢說很有可能。

　　牛漢是蒙古族人，本姓史，原名史承漢，祖籍山西。他對我說過：把長城定為中華民族的象征，他不贊成。他是不過中秋節，也不吃月餅的。他認為“八月十五殺韃子”是民族分裂的慘痛記憶。他認為中國境內五十六個民族應該團結起來，成為一個人那樣，那才是完整的中華民族。2006年中國作家協會召開會員代表大會，給每一位代表發一個長城紀念章。他看著說：我感到長城是中華民族胸膛上的一道傷痕。

　　從1988年起，牛漢任人文社刊物《新文學史料》主編。他給我寫信說：“屠岸兄，我們事實上也成了‘老家伙’了，有些值得回憶的人與事也應該及早寫寫，在此我向你約稿。”此后，我與他的交流一直繼續著。1992年7月27日，他又給我寫了一封坦露心胸的信：

　　屠岸吾兄：

　　我也十分想念你！只要回憶起1986年那次新疆之行，就想起我們朝夕相處的五十天，許多有趣的細節，都沒有淡忘，真應當寫幾篇散文（題目都已想好了十幾個）。這兩三年，我閑得苦，練習寫寫散文，我看重散文的“散”的境界。這幾十年的緊繃繃的生活，需要真正松散一下。寫一些之后，才曉得像我這么一個人想要從過去的規范了我的人生的軀殼中解脫出來，是多么地困難，只能把僵硬的骨骼稍稍松動一會兒。這已經十分令人高興了。聶紺弩老兄晚年自號散宜生是很有意思的。其實他的一生在我看已經夠散的了，他仍然覺得很不自在。他到七十開外之后，才嘗到一點清凈的滋味。我在香山臥佛寺見到了塊匾額，得大自在，四個字。我對紺弩說了我對這四個字的體會。我說得與德同義。他說何必一定扯上那個人為的德字。得就是得，自自然然的一個人生境界。去年我到過一回黃河口，看到了入海時的黃河，它平靜得令人吃驚，幾乎沒有波浪與聲音。因為它融匯了千百條河流，經歷了一切艱險，之后，才獲得了最后的（也是新生的）偉大的境界。聶紺弩是一條大河。你與我都是一條小小的河。我這么看，是不是有點自我欣賞，或許我們只是一條淺淺的溪流而已。胡寫一通，博兄一笑。

　　……

　　噢，得大自在確實談何容易！但，并不是沒有人達到過這種境界。如果說，紺弩是一條大河，那么，牛漢不會是一條河。在我的心目中，牛漢是一道瀑布，他“飛流直下三千尺”是九天之上的銀河，他奔瀉的目的地卻是祖國的大地！

　　二○一三年十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