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曹雪芹逝世250周年之際，對這位文學巨匠的紀念活動已拉開序幕。如果說《紅樓夢》在一座座文學的崇山峻嶺之間可比作“世界屋脊”——珠峰，那么，曹雪芹無疑就是星漢燦爛的文學星空中最醒目的一顆；然而，《紅樓夢》“著作權”的討論在學界一直沒有停止過，應該指出的是，“著作權”討論中還存在一些闡釋盲點，深入探討下去必然涉及到對《紅樓夢》素材來源、人物原型、成書過程等紅學關鍵問題的不同理解，這個問題的討論有著重要學術意義。《紅樓夢》“著作權”解決不好，紅學就必然缺少學術定力和操作規范。章學誠曾說過：“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論古人之辭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處，亦不可以遽論其文也”，“知人論世”的治學傳統，在人文學科領域是具有普適作用的。

　　《紅樓夢》著作權的三種代表性說法

　　歸納起來，從《紅樓夢》誕生至今，關于這部偉大作品的“著作權”不外乎存在三種代表性說法：一、承認作者渺茫難考、不詳其人。就連首次刊印《紅樓夢》的程偉元都沒弄清楚，他在程甲本序言上只是說“作者相傳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這種情況固然是由于舊時代輕視小說的現象造成，以致于作者根本不懂得也不重視自己的“著作權”而普遍署化名，但也與《紅樓夢》這部小說存在“礙語”有關。清宗室弘旿就稱“《紅樓夢》非傳世小說，余聞之久矣，終不欲一見，恐其中有礙語也”。當然，《紅樓夢》并不因為有“礙語”就不得傳世，相反，它是不脛而走成為當時和以后的歲月里最深入人心的一部偉大作品。二、否定曹雪芹的著作權，猜測《紅樓夢》作者另有其人。如鄧狂言《紅樓夢釋真》猜測為詩人吳梅村作，也有人猜測作者為詞人納蘭性德，壽鵬飛《紅樓夢本事辨證》確指是《四焉齋集》的作者曹一士，上述這些提法大多局限于索隱派諸家制造的混亂，其用意無非是為他們的學說張本，故其說法并沒有多少可資征信的史料作為立論基礎，屬于無稽之談，也沒有引起太多的重視。三、確定《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這種說法以胡適撰寫的《紅樓夢考證》為代表，盡管此前也有人提出過曹雪芹創作《紅樓夢》的說法，但未經詳細論證，或者是道聽途說的稗販相傳，而真正從文獻出發，根據清代筆記、志書及其他史料爬梳剔抉，通過乾嘉學派式的嚴謹考證，得出作者為曹雪芹的結論，當自胡適始。

　　“石兄說”與“原始作者”說

　　新紅學的奠立實際是從考證《紅樓夢》作者出發的，經過幾代研究者的共同努力，“曹學”已蔚為大觀并成為整個紅學體系中的“新典范”，誠如美籍華裔學者余英時在“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一文中指出的：“胡適可以說是紅學史上一個新典范的建立者。這個新典范，簡單地說，便是以《紅樓夢》為曹雪芹的自敘傳。而其具體解決難題的途徑則是從考證曹雪芹的身世來說明《紅樓夢》的主題和情節。胡適的自傳說的新典范支配了《紅樓夢》研究達半個世紀之久，而且余波至今未息”。

　　然而，《紅樓夢》的“著作權”并未停止論爭，這又有著多重因素，但根本原因是將《紅樓夢》草創放在清乾隆朝并視為曹雪芹一個人獨立完成，使得《紅樓夢》文本內部的很多矛盾現象難以得到合理全面的解釋，于是出現了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戴不凡先生提出的《紅樓夢》原始作者“石兄說”，從此《紅樓夢》“著作權”的討論真正進入到學理層面，接踵而來的便是猜測這部小說的原作者為脂硯齋、曹淵、曹頫、顧景星等，實質上也是《紅樓夢》“著作權”爭鳴的繼續。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新說”除了指認各異外，其思路與當年戴不凡先生基本相同，即把曹雪芹在《紅樓夢》楔子中虛擬石頭撰書而自己扮演“批閱增刪”者角色的虛構情節，當成了實錄真事，所以都是在考證那個撰書的“石頭”究竟是誰。近年來，又出現《紅樓夢》作者為杭州人洪昇的新說，提出者土默熱先生認為洪昇到江寧織造府演《長生殿》時給曹寅留下的《稗畦行卷》就是《紅樓夢》初稿，但這種論斷缺乏文獻支持，也無法推翻《紅樓夢》作者為曹雪芹的證據鏈。

　　實際上，提出《紅樓夢》成書過程中最早存在一個“原始作者”，曹雪芹只是在此基礎上“寫定”，清代裕瑞《棗窗閑筆》中早就提出過，他認為“聞舊有《風月寶鑒》一書，又名《石頭記》，不知為何人之筆。曹雪芹得之，以是書所傳述者與其家之事跡略同，因借題發揮，將此部刪改至五次，愈出愈奇”。關于《風月寶鑒》，甲戌本第一回脂批曾記載其為“雪芹舊有”，這個“舊有”兩字紅學界也有不同理解，可分為曹雪芹原著或他人所著的不同解釋，但有一點卻能達成共識，從老一輩紅學家俞平伯先生起，研究《紅樓夢》的專家大都認為，《紅樓夢》是由《風月寶鑒》舊稿改寫而成的，筆者基本認同這個觀點，因為《風月寶鑒》的很多內容確實已經融化進我們今天看到的《紅樓夢》，其中大部分顯然都是與男女私情的“風月”、“云雨”方面有關的。當然兩書也有本質區別，《紅樓夢》是新創作的小說，而《風月寶鑒》大多是“實錄其事”，倘按照以上裕瑞《棗窗閑筆》中的說法并結合脂批推測，《風月寶鑒》可能是曹棠村或曹雪芹家族中人所寫，用來作為子弟警戒的作品。從《紅樓夢》前二十幾回那些描寫中，仍然可以看出沒有完全擺脫小說《金瓶梅》寫作套路的影響和制約，這應該是《風月寶鑒》舊稿留下的痕跡，乃舊時代民間常用來教誡青少年的常用手段，但是曹雪芹并未受此創作思路的束縛，隨著以后認識的深化和審美追求的提高，他走出了風月故事的峽谷，在披閱增刪的過程中激活了形象思維能力，在三十回以后基本就淡化了這種痕跡，開始把筆觸轉向抒發兒女之真情，從而轉向了一個更高也更永恒的層次，他甚至在開篇還批評了那種不入流的風月筆墨，這也可以看做是他創作過程中的反思。我們大致可以推測，《風月寶鑒》大約在乾隆初年到了曹雪芹手中，他對這部以他家實事為主要基礎的小說很感興趣。“秦淮舊夢”、“富貴溫柔之鄉”的生活他也曾過了近十三年；與“石頭”少年時的生活經歷相似，于是將這部小說改編新創，既可以保存他家的部分史事，塑造一群少女“使閨閣昭傳”；又正好表現他豐富的文學才華。《風月寶鑒》的情節轉換，本身就說明了曹雪芹對《紅樓夢》所擁有的“著作權”，從這個角度來理解“原始作者”問題，還是能得到某些啟發的。

　　從“家族累積”看《紅樓夢》創作

　　應該承認，“原始作者”說的提出，對于圓滿解釋《紅樓夢》文本的復雜現象有啟發，但有的研究者論證過于簡單化，探索中還因詮釋過度走向誤區，過多局限于某位“原始作者”的探究，給人以否定曹雪芹“著作權”印象。筆者認為，用“家族累積”說來替換“原始作者”概念似更貼切，這是基于脂批提供的豐富信息尤其是《紅樓夢》成書過程的長期性而作出的新思考。提出“家族累積”說意在闡明，曹雪芹與《紅樓夢》素材的提供者不僅熟識還大都是親友，是三代以內人述說家史甚至寫出部分初稿，后由天才的曹雪芹創造性地完成。“家族累積”說提出的目的是為了探索《紅樓夢》“原始作者”時眼界更開闊，試圖對“著作權”上的偏頗加以節制，從而更恰切地把握《紅樓夢》誕生過程的文化語境，對這部作品文本復雜構成加以闡釋。“家族累積”說的提法還可以與紅學界已取得的“曹學”成果掛鉤，啟示人們去探索曹氏家族的遺傳基因特別是曹寅的文化素養對曹雪芹直接、間接的影響，這個新命題一方面承認曹雪芹“十年辛苦”披閱增刪以及在最后定稿上所花費的創造性心血，另一方面也不抹煞此前曹雪芹家族諸多人分別從事的提供素材、草創初稿并參與早期《紅樓夢》評點的工作。

　　“家族累積”說不僅不否定曹雪芹的“著作權”，還是對曹雪芹“著作權”狀況的豐富補充，也可以說是在思索中努力發現《紅樓夢》作者問題的學術增長點。實際上，曹雪芹的“著作權”是否定不了的，時人的很多文獻可作鐵證，如清宗室詩人永忠著有《延芬室集》，從詩題“因墨香得觀《紅樓夢》小說吊雪芹三絕句，姓曹”就明確無誤地標明了《紅樓夢》作者；再如明義的《綠煙瑣窗集》中《題紅樓夢》小序“曹子雪芹出所撰《紅樓夢》一部，備記風月繁華之盛……惜其書未傳，世鮮知者，余見其抄本焉”，又是條硬證。明義是明琳的堂兄弟，而明琳恰是曹雪芹好友，墨香又是明義的堂姐夫，所以明義應與曹雪芹也認識；至于甲戌本第一回脂批云“余謂雪芹撰此書，中亦有傳詩之意”，說得就更清楚不過了，那些欲剝奪曹雪芹“著作權”的人若想立新說，永忠、明義、脂評等文字就是最難逾越的障礙。如前所述，索隱派諸家極力要將《紅樓夢》作者拉回到明末清初，試圖以此來印證作品體現的“遺民情結”，他們采取的策略也是從“著作權”入手，提出自己心目中作者的寫作初衷，進而臆測《紅樓夢》的“命意”，這樣，“著作權”就成了新舊兩派紅學必爭的陣地，從某種意義上講，《紅樓夢》“著作權”問題貫穿著一部紅學史。

　　誠然，我們沒有理由認為，《紅樓夢》僅僅是曹雪芹個人生活的起居錄，但我們也很難設想，一個對作者生平一無所知的研究者，會對《紅樓夢》的理解把握到什么程度。至于有些研究者站在“文本主義”立場上更關注《紅樓夢》作品自身本來無可厚非，有些研究者還引福克納、海明威等世界名作家的觀點，如認為作家的名字應該退隱于作品身后等，某些提法確實也有片面的深刻之處，但不能將“作家本位”與“作品本位”完全二元對立起來，袁世碩先生最近就發表文章指出：“文學和文學史研究增加讀者接受的維度，是應有之義，但丟開作者生產和作品表現的維度，就由一種片面性走向另一種片面性，而且是更大的片面性”，這種片面性在古代小說研究方面造成的負面影響，是對考證作者的極端輕視。我們今天對曹雪芹最好的紀念方式，首先就應該對《紅樓夢》“著作權”辨析清楚，對于一部偉大的作品，連它的作者都沒整明白，卻去泛論所謂創作主旨，那是無異于癡人說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