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業(yè)固然重要，但學生放學、游玩時的“居學”其實更為重要。恐怕只有把知識還原于生活，讓人在生活中學習，才能真正抵達素質教育

　　“黃金時代在我們前面，而不在我們身后”——英國思想家培根的這句話，用來形容中英教育交流的美好前景相當合適。最為直觀的表現(xiàn)，就是赴英國留學的中國學生數(shù)量越來越多，2013年已達6萬人左右，特別是前往劍橋、牛津、帝國理工、倫敦政治經(jīng)濟學院等名校的學生不斷激增。

　　在決定擁抱異域文化之前，了解她的性格最為關鍵。國內高校剛與劍橋、牛津接觸時，經(jīng)常會把“牛劍”特有的“書院（college）”翻譯成“學院（school）”。中國人對書院其實并不陌生，只是對這種古老辦學機構聞其名未經(jīng)歷。辦學機構的翻譯方式也并無大錯，但容易造成誤解，也消減了英國大學的辦學特色。

　　以劍橋和牛津為代表的“書院制”研究型高校，采用“縱橫交錯”的兩套管理機制。教學科研之類的學術活動是由學院、系、研究所管理，而學生的住宿、飲食、醫(yī)療和心理輔導等方面的生活事務，則由書院負責。教師們通常也有雙重身份，授業(yè)解惑時可以是某個系所的教授，言傳身教時又可以是某個書院的研究員。而學生除了上課之外，相當多的時間是在書院中度過。很多書院的建筑今天依然保持著舊時容顏，優(yōu)雅地向每一位來此的學者、學生和游客展示著此間曾發(fā)生的故事。坐在書院餐廳那延續(xù)了數(shù)百年的長條形大餐桌前，衣著講究并謹守禮節(jié)地談古論今，無疑對熏陶人的素質和品位具有特殊作用。

　　詩人徐志摩的經(jīng)歷可堪一敘。1921年，經(jīng)女詩人狄更生介紹，24歲的徐志摩成為劍橋大學國王書院的旁聽生。次年，他在離英前夕寫下詩歌《康橋再會吧》。1928年，詩人重返劍橋，歸國途中寫下傳世之作——《再別康橋》。回首自己的劍橋生活，徐志摩這樣寫道：“我不敢說康橋給了我多少學問或是教會了我什么。我不敢說受了康橋的洗禮，一個人就會變氣息，脫凡胎。我敢說的只是——就我個人說，我的眼是康橋教我睜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橋給我撥動的，我的自我意識是康橋給我胚胎的。”徐志摩所說的康橋，其實就在書院的生活之中。

　　就在朱熹和張栻在岳麓書院相會、創(chuàng)下“一時輿馬之眾，飲池水立涸”盛景的1167年，遠在英國的牛津大學開始了迅速擴張，42年后，劍橋大學誕生。從13世紀“牛劍”推行書院制以來，這一特色辦學機制經(jīng)歷了近八百年光陰，而曾有“千年書院”文化血脈的中國，也重新讓書院在流光中駐足。香港中文大學的書院制已經(jīng)實施了半個世紀，是整個香港地區(qū)唯一采用英式書院制的公立高校；2006年，西安交通大學也首度嘗試書院制，將剛剛入學的新生編入書院接受通識教育；2013年，澳門大學啟用了全新的橫琴校區(qū)，新校區(qū)試行書院制，推動不同專業(yè)背景的學生在書院內深入交流。

　　也許書院制并非放之四海而皆準，但是它在博雅教育層面的有益經(jīng)驗，的確值得正在飛速發(fā)展的中國高等教育參考借鑒。“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yè)，退息必有居學。”學業(yè)固然重要，但學生放學、游玩時的“居學”更為重要。恐怕只有把知識還原于生活，在書院這個小社區(qū)里交流成長，才能真正抵達教育的彼岸。

　　（作者為中國傳媒大學副教授、英國劍橋大學沃福森學院客座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