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十三釵》中所涉及到的文化元素，主要是東西文化的并置和沖突。在樂器的使用上，既有西式交響樂隊、小提琴，又有中國的琵琶、二胡。在音樂形式上，有低緩悲憫的交響樂旋律、天真無邪的教堂頌歌、抒情暗淡的小提琴音調和如泣如訴的二胡旋律作為背景音樂；又有代表秦淮妓女身份的世俗民間小調。那么，在文化背景的鋪陳和緊張、激烈、沉靜、悲傷、悲壯等情緒限制的前提下，在電影配樂上，作曲家若想通過音樂為電影增色，就需要針對不同故事情節（場景）、人物形象及整體的情感基調配以相應的背景音樂或主題音樂。因此，這對作曲家的要求不低，至少要在中西音樂的創作中游刃有余。

　　評價一部影片的配樂，我們需要關注其是否具有較為完整的音畫對位關系，亦即音樂和畫面、音樂與故事、音樂與人物之間相互襯托、相互提升和形塑的互動關系。通俗而言，即是說觀眾是否會因某一個影片的某一段情節記住一段旋律，或者因為其特定的配樂而對某一橋段和人物產生深刻的記憶。答案若是肯定的，則其配樂即是成功的。那么，對于《金陵十三釵》的配樂而言，有諸多值得肯定之處，這里僅舉兩例以饗讀者。

　　日軍實施暴行一節，在音樂表現形式及與畫面的統一性安排上，恰當地迎合、引導了觀眾情緒的爆發。音樂形式主要有：交響樂、女聲合唱和小提琴演奏。交響樂作為背景音樂出現，音量低緩、寬闊舒張；女聲合唱的頌歌抒情純潔、滿載凄楚；小提琴旋律清晰明亮，痛斥的情緒顯而易見。它們與侵略者的暴行和學生痛苦的叫喊聲形成音畫的對位和并置，侵略者的卑劣行徑在音樂情緒的塑造中，愈發令人發指。

　　本來，單從情節而言，畫面的構成及其學生的尖叫聲和鬼子的淫笑聲，已能引起觀眾相應的情感反應，但是從視聽統一的心理體驗而言，似乎還存在些許缺失，需要有一定的引導使觀眾的情緒徹底發泄，那么，上述背景音樂則填充了觀眾心理的空白。音樂的緩弛，與故事情節的緊張，形成的巨大反差和對比，這是作曲家的精心設計，使得兩者之間產生了抗衡的張力，更容易激發觀眾強烈的情感反應。而且，在緊張的情緒下，觀眾對舒緩、低沉、純潔的音樂體味會更加明顯，神圣、純潔的音樂引發的反應在與暴行對比下會更加明顯。觀眾的情緒正是在這樣的對比中得到引導的。

　　不少人反映，整部電影印象最深的就是玉墨的琵琶彈唱——《秦淮景》。它是由流傳在江蘇地區的時調小曲《無錫景》改編而來，《無錫景》在舊中國就已在歌女、妓女中間廣為傳唱。作曲家團隊以《無錫景》為底本進行改編，并借用了彈詞的元素創作了專屬于秦淮女子的這首《秦淮景》，并且達到了較好的效果。

　　玉墨帶領其姐妹在臨行前的彈唱，昭示著《秦淮景》與秦淮女之間的對應關系。音樂在這里首先是一個文化符號，也是她們的主題音樂，是劇中秦淮女自我身份認同的標志和方式。《秦淮景》的演唱，配合影片故事情節，創造了文化身份上的歸屬，并與南京及秦淮河上的妓女們聯系在一起。但在這里，音樂的出現已經不僅僅是身份認同這么簡單，對于秦淮女子的行為而言，音樂將他們的悲劇命運進一步推進，一種悲壯的情緒油然而生，使觀眾不得不對這群已知亡國之恨的商女們的行為肅然起敬，進而產生愈加憤怒的情感體驗。而如果將此處的配樂替換為交響樂，雖然也可作為畫面的填充，但凸顯人物形象的主題就不夠明確，對故事情節的敘述和情緒的渲染也達不到理想的效果。

　　有人認為，不能因她們的“救國”行為，就能夠改變其自身的形象，但我想說的是，當《秦淮景》的旋律在此處唱起時，它軟化的不僅是劇中人，同樣也軟化了觀影人。可以說，在配樂中，創作符合人物形象、性格和劇情需要的主題音樂，具有重要的、不可隨便替代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