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當下的戲劇創作狀況，一直以來公眾和媒體的焦點多集中在作品及導演上，卻習慣性忽略了不少戲劇背后的出品機構：戲劇工作室。作為民營戲劇出品機構，它們多出現在小劇場話劇的宣傳海報和宣傳冊上，間或也可以在豆瓣網的小站上發現它們不算熱鬧的“小窩兒”，這是它們宣傳自身和演出信息的一個窗口。它們一般以導演的名字直接命名，比如戲劇觀眾熟悉的林兆華戲劇工作室、孟京輝戲劇工作室等，其實在這些著名導演之外，有更多的優秀青年創作者也是以工作室的方式團結協作，實現著對戲劇藝術或戲劇商業化的探索。近年來，話劇市場特別是小劇場話劇的日漸活躍，離不開這些民營戲劇工作室的推動。

　　優勢：能實現意想不到的事

　　小規模的獨立的工作室，四五個志同道合有默契的朋友在一起做戲，更容易實現一些意想不到的東西。

　　優戲劇工作室作品《孤單星球》即將上演，《在變老之前遠去》每年都在演

　　曾經有圈內人感嘆：青年戲劇導演邵澤輝很幸運，因為他身邊有一個很好的制作人崔文嵚。2008年，優戲劇工作室成立，發起人即邵澤輝和崔文嵚這兩位均畢業于北京大學且半路出家做戲劇的青年戲劇人。邵澤輝告訴記者，取名“優”，有兩層含義：“優即優伶，是戲劇從業人員的稱謂，同時也含優秀之意，是戲劇品質的標準。”成立工作室的初衷，是2008年北京青戲節時，他們計劃排話劇《在變老之前遠去》，當時覺得應該以一個工作室的名義創作，“因為戲劇是個集體性工作而不是個人化工作，希望整個團隊有歸屬感。”邵澤輝說。

　　優戲劇工作室剛成立時，基本算是一個創作團隊，因為核心成員邵澤輝和崔文嵚都是搞創作的，后來意識到一個工作室不能僅是創作而且也需要有人做策劃、運營這些工作時，兩人進行了分工，崔文嵚逐漸發展為制作人，而邵澤輝專職編導。此外，工作室平常固定的合作者還有十幾個，包括演員，燈光、舞美等技術人員，以及負責票務宣傳的工作人員等。這些合作者中，有的有其他專職工作，有的以演出為主業，在不同的劇組和項目間游走。截至目前，優戲劇工作室出品的作品包括《在變老之前遠去》《那一夜，我們搞音樂》《太陽·弒》《月光》《戒嚴，或什么事情也沒有發生》《如果，世界瞎了……》《非情勿擾》等，新戲《孤單星球》即將于3月底上演。

　　2007年成立的李伯男戲劇工作室，和優戲劇的成立背景和組織結構都類似，青年戲劇導演李伯男、編劇哈智超、制作人田旭被稱為“鐵三角”組合，是該工作室的發起人和核心成員。2006年，他們和北京戲逍堂合作的《有多少愛可以胡來》，如今已演出1000多場，創造了全國小劇場話劇票房紀錄。也是這部戲在北京的第一輪演出結束以后，李伯男戲劇工作室成立。“成立工作室方便我們在一起創作和演出。”田旭告訴記者，“從此我們由給別人打工變成自己運作話劇。”相比剛成立時比較松散的合作方式，如今工作室已經有了固定的演員班底，七八個演員的規模，足夠平時演出時協調，有時一個戲用兩組演員，在北京上海同時開演。

　　在優戲劇出品的戲劇作品中，多數都是邵澤輝和崔文嵚個人思想情感的表達或對藝術表達可能性的各種嘗試。比如，《在變老之前遠去》是根據他們一位朋友的真實故事改編。《那一夜，我們搞音樂》和《如果，世界瞎了……》，則嘗試將音樂和戲劇結合……

　　近年來，《剩女郎》《嫁給經濟適用男》《隱婚男女》這些探討當代都市男女情感的話劇逐漸奠定了李伯男的導演風格，工作室并非一開始就如此定位的，而是在實踐中逐漸摸索的結果。在談到工作室對話劇題材的選擇標準時，田旭經常會向記者提到“選擇符合李伯男導演風格的”。

　　而這也正是戲劇工作室對于創作者的最重要意義。“戲劇工作室會使導演和戲劇的品牌比較獨立，藝術個性更鮮明。”崔文嵚表示。他為記者分析，戲劇演出非常小眾，投入產出比并不高，同時戲劇是綜合藝術，需要很多人共同協作，但又不能馬上創造出養活這么多人的經濟回報，所以，那些大的文化公司就不會太重視演出市場；其次，倘若是在一個大的公司里，由于它的行政體系和管理制度復雜，可能會限制藝術家的自由創作。所以，“小規模的獨立的工作室，四五個志同道合有默契的朋友在一起做戲，更容易實現一些意想不到的東西”。

　　他以優戲劇的《在變老之前遠去》為例，當時做的時候根本沒想未來能演多少場，能否回收成本，但做出來后反響出乎意料地好，幾年來每年都在演。“如果從公司化和商業化的角度來規劃，這樣的項目根本無法立項，因為它看起來是個不符合市場規律的東西。”他說，“這就是小工作室的優勢，受市場約束相對較小，藝術表達的空間更大。”而這樣也有利于導演藝術個性氣質的培養和形成，因為相同類型的人聚在一起，會不斷地強化創作風格，慢慢走出一條自己的路，“如果是在大公司，可能會牽涉到不同部門之間的力量的均衡，個人就不能太強勢，這樣做出來的可能就是一個規規矩矩的東西。”

　　發展：并非一帆風順

　　“如果把工作室作為商業性質的盈利組織，是為了賺錢讓藝術滾動起來，這不是我想做的事情。”

話劇《隱婚男女》已成功改編成電影

　　不同的戲劇工作室定位不一，對待商業和藝術的態度也不盡相同，這就使得不同的工作室不僅作品風格不同，而且所走的道路也不盡相同，甚至完全不同。

　　在邵澤輝看來，在優戲劇出品的作品中，很難界定商業和非商業戲劇，比如《那一夜，我們搞音樂》，是將搖滾和戲劇結合，形式很娛樂，是一個商業作品，但同時又有很強的文化概念。所以他也很難說清楚哪些戲是為了盈利哪些是為了藝術理想，但可以肯定的是“大多數作品都不是為了掙錢”。一個突出的例子就是以海子長詩為基礎的詩劇《太陽·弒》，它是邵澤輝特別想排的作品，于是就自己掏錢做了，雖然最終賠進去了不少錢，但他并不在乎。

　　成功推出了多部商業戲劇的李伯男戲劇工作室，已在商業戲劇的道路上摸爬滾打了四五年。這四五年也并非一帆風順。2007年，工作室推出的第一部戲《我要成名》只演了一輪，2008年的第二部戲《我不是我女朋友的男朋友》也賠了錢。直到第三部《剩女郎》才使工作室打了個翻身仗，從此開始往上坡走，陸續推出《嫁給經濟適用男》和《隱婚男女》，共同構成了“情感三部曲”，取得了很好的市場反響和社會反響，剩女、經濟適用男和隱婚，也由此成為當年的熱門話題，《隱婚男女》還被改編為同名電影。

　　如今，再回想起賠錢的前兩部戲，田旭分析：“《我要成名》在題材上不是很迎合市場，主要還是想實現藝術理想。至于《我不是我女朋友的男朋友》，雖然名字很商業，但這個戲有哪些商業賣點當時考慮得很少，只是覺得做一個戲，然后宣傳賣票就行了。”真正受啟發是到了《剩女郎》。當時劇本的方向基本有了，就缺個好名字，為此大家花了很多心思。有一天工作室開會，每個人都把自己想到的5個甚至更多的名字寫到黑板上討論，《剩女郎》是李伯男想的名字之一，但他只是想證明這個名字比較差，以此來襯托出他的另外兩個很文藝的名字《榴蓮流年》和《望三》的好。但田旭和另外一個制作人一眼就相中了《剩女郎》，認為它有種幽默感，和戲的喜劇氣質很吻合，也會讓觀眾覺得有趣。

　　事實證明，《剩女郎》不僅是個非常成功的商業劇的名字，也是一部成功的商業戲劇。這個講述大齡單身女青年相親故事和生活狀態的喜劇，符合當代都市年輕人的審美，憑著其時尚性、話題性和貼近生活的特征，吸引了眾多年輕白領走進劇場，而這個群體恰是小劇場話劇的主流消費群。在田旭看來，《剩女郎》的成功具有偶然性。“有點撞上的感覺。”他說，“因為之前的兩部戲效果都不好，這一部我們也沒抱太大希望。”

　　其實也并非完全算“撞上”。當年，在對《剩女郎》的宣傳推廣上，他們做了很多探索和努力。戲上演時正值北京奧運會，考慮到再怎么宣傳都會被淹沒到奧運這個全國最大的話題里，主創們把宣傳的重鎮從傳統媒體轉移到了新媒體，和一些在年輕人中有知名度和影響力的社交網站合作推出地面活動，當時幾位主創每周都會去參加網站組織的活動，包括和網站會員們出去旅游等，和他們交流溝通，對劇進行推廣傳播。

　　過于注重戲劇的商業化，其藝術品質會不會因此損失？“我們的戲并非刻意迎合觀眾，只是在題材的選擇上，會考慮適合他們的題材以及李伯男導演的風格。在創作時我們也是恪守藝術規律的，為了保證質量，工作室很低產，一年只做一兩部戲。”田旭解釋。而作為民營團體也有自己的苦衷，“始終面臨著投資和回報的問題，如果沒回報，以后就會沒投資，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非常現實的問題。”

　　相比之下，青年戲劇導演黃盈于去年成立的黃盈工作室則顯得與眾不同。兩三年前，黃盈對成立工作室是很排斥的，“如果把工作室作為商業性質的盈利組織，是為了賺錢讓藝術滾動起來，這不是我想做的事情。”他向記者回憶當年的想法。但是這幾年的創作讓黃盈開始反過來考慮這個問題：如果想讓創作滾動起來，成立工作室就顯得很重要。“有些工作室的成立是讓一個個新作品去賺更多的錢，而我是因為創作上有新的需要，要靠工作室來支撐。藝術要想走得更遠，就要有積累地往前推進。”他說。

　　本科時學生物的黃盈把他的工作室比作實驗室，“是實驗各種可能性的”，而這也即他所說的“積累”。他舉了個例子，當年排《當司馬TA遇見韓寒》時，內容都差不多了，但到了裝臺的時候才發現，裝臺的時間太短，以致無法處理突發狀況，于是三臺投影機最后被減成了兩臺。“現在的商業大環境是以節約成本、壓縮周期為基準的，如果你想創作出精品，并且需要和技術部門團結協作的時候，你會發現壓縮周期和設備是不可能創造出真正精致的作品，讓創作達到完美的。”黃盈說。所以在這個像實驗室的工作室里，大家更像是做課題研究，比如燈光、舞美、視頻、音響等專業人士會湊在一起，解決和磨練技術問題，在黃盈看來，“只有技術熟練了，才能自由自主地創作。”

　　“我們都在期盼藝術產業化，我覺得實驗室這一環恰恰是被很多人忽略的產業化的最上游，這個研究是關乎下游的藝術品質和整個行業未來發展的，而不是關乎一個戲的成敗。”黃盈說。當年的北京人藝，戲劇大師焦菊隱在排《龍須溝》時，讓所有演員都去龍須溝體驗生活，這在黃盈看來就是實驗室干的事情，“但我們現在的創作特別是民間創作經常會忽略這些，大家都是要做一個具體的戲了，才會投入時間和精力，結果好像是一心一意在做戲，但其實功利心會變得很強。”

　　軟肋：依賴于外部大環境

　　當整個戲劇行業發展得好時，小的工作室就有生存的空間，但如果外部環境不太有利時，很多不夠成熟的小團隊就會瓦解或轉變。

李伯男戲劇工作室用一系列不斷加演的戲劇走出了一條商業探索之路

　　發展至今，李伯男戲劇工作室面臨的困難越來越少了，也有了自己固定的投資方。但在成立初期，和所有的民營工作室和劇社一樣，面臨的最大難題就是找投資以及處理和投資方的關系。“投資方會干預創作，所以我們就會和他們在創作上產生分歧和矛盾。”田旭對記者說，“另外，我們也會面臨各種各樣的投資，他們的投資目的不同，有些并非真是為了投資一部話劇那么簡單。”

　　對于崔文嵚來說，因為每次運作的項目不同，出現的問題也會不同，但很多現實的問題是共通的，比如，想做個戲但找不到理想的投資；戲做出來卻找不到合適的劇場演；戲的口碑很好但是票賣不動；各方面都沒問題了，但演員檔期突然出了問題……“這些問題隨時會出現，要隨時去解決。”作為制作人，他和邵澤輝之間也在不斷磨合調整，對一些問題的看法不同時，也會爭吵。

　　其實最大的困難來自于工作室本身構成造成的自身的弱勢。人員構成簡單、運作成本較低成就了工作室的自由和靈活，但是也決定了它的抗風險能力比較差。“工作室更依賴于外部大環境的穩定，當整個戲劇行業發展得好時，小的工作室就有生存的空間，但如果外部環境不太有利時，很多不夠成熟的小團隊就會瓦解或轉變。”崔文嵚說。

　　他的切身體驗就是，2007年、2008年時，戲劇大環境比現在要好得多。這個時段在他看來是北京戲劇發展的一個分水嶺。在此之前，大家做戲的態度比較嚴肅認真，當時可用的好劇場并不多，好作品占的比例相對較大，但2007年和2008年之后情況發生了變化，隨著基礎設施的擴建、很多小的創作團體的涌現、新的觀眾群的開發、民營資本的注入，好的創作資源被分流，好戲的比例也隨之下降。“劇場建設比藝術創作本身要快很多，一兩年內就有一二十個劇場被建起來，但是創作者并不能一下子生產出填滿這些劇場的劇目，一個導演即便開足馬力處于飽和工作狀態，一年也只能生產3個左右的劇。”崔文嵚說。這也導致后續的不良反應，比如，大量小品劇的誕生；觀眾群的變化——以前精良的戲劇觀眾在流失，一些看小品劇的觀眾補充進來；一些因勢而動迎合市場的創作團體，能抓住這個機會發展壯大，而一些堅持自身創作理念不太迎合市場的團體就可能受到沖擊。

　　無獨有偶，田旭也把李伯男戲劇工作室逐漸走上良性運轉歸因于戲劇大環境，“我們是占了先機，2006年時，還很少有人做小劇場戲劇，即便有也是很文藝的戲。”那年《有多少愛可以胡來》演出時的爆棚場面他之后再也沒見過，“在北京人藝實驗劇場演出時要加座，觀眾后來都坐到舞臺上了。”

　　如今，當演出越來越多、適合演出的好劇場越來越少、戲的品質開始參差不齊時，田旭意識到了競爭的激烈，這種競爭直接反映在他感覺現在對劇的宣傳越來越難做了，一個戲的成本本來就不高，如果拿出過多的錢來宣傳，戲的品質就要下降。“從去年開始戲劇市場就處于疲軟期，如果我們不是當年建立的品牌還比較牢固，可能今天也會面臨各種問題。”

　　處于初創階段的黃盈工作室，現在面臨的問題是找排練和合成的場地。“這是一件特別麻煩的事兒。”黃盈說，“因為房地產是現今最火的行業，而戲劇在創作產業里是最不賺錢的行業，但它恰恰需要一塊用地。”工作室所需的資金來源，他們會考慮找投資，也會靠演工作室的戲來補貼。目前黃盈能想到的省錢的操作辦法是，大家先把想實驗的東西列好，找個小一點的地方大致磨合下，然后租用大的有條件的地方花幾天做實驗，再開會討論怎么進一步精進，然后再去租地方磨合……

　　未來：有N種可能性

　　從一個工作室的經營角度看，它需要一個中長期的戰略發展規劃。

李伯男導演話劇《半糖》劇照

　　在崔文嵚看來，小的獨立的戲劇工作室目前存在兩個比較嚴重的問題，第一個是組織結構不完整，這些工作室的發起者多為獨立的年輕藝術家，核心成員是一個小的創作團隊，缺乏負責行政和營銷的人力資源，很多工作室沒有制作人或者制作人并不專業。他表示：“一個工作室應該至少有兩個小部門，以編導為核心的創作團隊和以制作人為核心的行政團隊，它才稱得上完整的。”第二個問題就是很多工作室缺乏戰略發展規劃，從一個工作室的經營角度看，它需要一個中長期的戰略發展規劃，要規劃好未來3到5年的發展道路，但是很多工作室缺乏這種規劃，做什么內容、題材都沒譜，都是現抓，導致可能一年半年內做得風生水起，但一年后就沒東西了。

　　幾年戲劇制作人做下來，崔文嵚最大的感受是“非常累”，在這個不可能迅速增長和爆發的行業，他明白需要耐得住寂寞慢慢積累。目前他面臨的問題，就是要規劃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生存模式和商業模式，來保證優戲劇的運作和發展。

　　在競爭日益加劇的2010年，李伯男戲劇工作室做了一件被田旭稱為“很有策略”的事兒，就是和香港英皇合作，借助這個大公司的平臺推出了話劇版和電影版《隱婚男女》。影視也成為李伯男戲劇工作室未來計劃拓展的領域。“我們的話劇題材本來就很適合改編影視劇，《隱婚男女》已經是個成功的嘗試了。”田旭說。

　　“必須要有人做。你只能要求自己做，不能要求別人去做。”當記者問黃盈嘗試“實驗室”是否感到一己之力的微薄時，他如是說。在他看來，回到實驗室狀態，是他能夠想到的最好的提高下游產品質量和推進戲劇產業化的辦法。“如果我成功了，一定會有人想做比我更牛的事兒，如果我失敗了，也能通過總結失敗的原因，離建立產業的目標更近一步。況且我也不一定會失敗呢！”他笑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