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寫字與打字成為兩種并行的“書寫方式”，而且打字所占的比例越來越大，大有取代寫字的趨勢。寫字與打字，結果看起來是相同或相似的，無非是形成書面表達的文字；但仔細分析起來，二者實際存在很大差異。

　　首先，書寫的感覺不同。一用筆和紙，一用鍵盤和顯示器。當握筆在紙上書寫的時候，隨著手的運動帶動筆的劃動直接在紙上留下文字，文字成為自己的直接創造物，人與紙筆、文字之間零距離地親密接觸。鍵盤打字、屏幕顯示則難有這種親近、密切之感。手敲鍵盤，有觸覺參與，但屏顯的文字卻與你隔了一層，那是一種近在眼前卻又是從屏幕背后投射過來的光影。寫在紙上的是筆跡，打在屏上的是光影。而且，打字的方式，不論是用五筆輸入法還是拼音輸入法，都有一個生成、轉換字符的環節。五筆法通過拆分筆畫、組合代碼來生成漢字，拼音法是通過輸入拼音來轉換漢字，都不像用筆書寫那樣直接生成文字。

　　其次，書寫的呈現方式不同。用紙筆寫出來的永遠是富有個性的字體字形，不管好壞美丑，都是自己的，你可以隨意改變字體字形，甚至你此時此刻的情感心態都可能反映到你寫出來的字形上。一般來說，各人有各人的字體，絕不與人相同。而用電腦打出來的字則永遠是、全部是標準字體，千人一面、千篇一律，完全沒有個性和差異。由于標準字體多用于印刷公開傳播的文字，打出來的字也就沾上了與這種印刷體相類的公共性、權威性。如果說寫出來的文字總是與私人性、個人性相關的話，則打出來的字就與標準性、公共性相關。

　　第三，書寫的狀態不同。由于紙筆書寫的直接性，較之打字更可稱之為“得心應手”。這種直接性也節省了打字過程中的拆分或拼合所消耗的腦力，使人更能集中精力思考，因而手寫是比較適合思考、表達的。而電腦打字由于書寫效率較高，比較適合文字錄入。另外，由于紙筆書寫的字句不易變更，也迫使人須盡量想好、想完整了才下筆開寫，什么打腹稿、寫提綱，都是為了盡量寫好。電腦打字一方面需要費心去拆分或拼合文字，一方面則在修改方面具有顯著優勢。電子文本的修改極為方便，可以隨意組合、拼接句子，可以自由裁剪、插入文字，這使得電腦打字如碼字。這種便利也帶來另一個問題：電腦碼出來的文字總不如手寫出來的語句那么順暢、自然，有時不免讓人懷疑：這些句子還是心里想的、口里說的句子嗎？

　　第四，書寫的情感不同。由于是一筆一畫直接寫出來的，由于是心想手追，由于面目的個性與熟悉，寫出來的文字總顯出一種溫熱親切來。打出來的文字在生成、呈現上本來就隔了一層，又由于那種標準性，往往顯得陌生、疏離，單調乏味。我以為，凡是不需要情感表達、沒有情感表達的文字，都是適合在電腦上敲打的；凡是需要情感表達、有情感表達的文字，則適合手寫。試想，一份情書，親手所寫與電腦打出的效果會是怎樣不同呢！手寫到情酣之處的狀態，可用“奮筆疾書”來形容，不知道鍵盤敲打有沒有相應的狀態，比如“鍵步如飛”、“奮鍵疾打”。好像一時還找不到描述電腦打字那種“奮”、那種“疾”的情態或動態的詞語；一般情況下，你只是靜靜坐在電腦前，過細地擊鍵、過細地選擇文字，一旦“鍵步如飛”了，恐怕弄出來的只能是火星文字。但是，不講情的電腦卻非常適合于做“無情”的事情。你打出來的文字，盡可以增刪調整，直至倒騰到令人滿意為止。而含情的文字需要一氣呵成，最好是一揮而就。特別是打字時各種輸入法的聯想方式，既給你的輸入帶來了極大便利，也讓你的思考和對文字的斟酌受到來自電腦的干擾或左右；在選擇電腦所顯示的或推薦的詞串時，你對于這些詞的感受就遠不如自己尋找、組合的詞語那么發自內心、那么感受深切。電腦打字磨去了許多詞語的質感。從這里也許可以解釋為什么網友們要使用那些怪詞、僻字或夸張惡搞式的詞語了。

　　久而久之，上述差異將變得習焉不察。達到人機合一的時候，人們也許覺得電腦簡直就是自己的一部分，使用起來得心應手了。其結果將意味著什么呢？那就是書寫主體的改變。這種改變應該與尼采、艾略特對于打字機的感受相類。

　　尼采這位哲學家不僅逐漸認為他的球形打字機是個“像我一樣的東西”，而且他還感到自己正在變成像它一樣的東西，也就是說他的打字機正在塑造他的思想。

　　艾略特也有類似的體驗。他在1916年致康拉德·艾肯的信中寫道：“用打字機寫作的時候，我發現自己正在拋棄過去鐘愛的長句。簡短，不連貫，就像現代法語散文似的。打字機有利于文章清晰明朗，不過我可不敢肯定它會使行文微妙深奧。”

　　美國學者諾爾曼·道伊奇經過一番調查后發現，“習慣于用電腦寫作的人不得不用手寫字時，經常會不知所措”。

　　如果打字機或電腦打字存在上述對西方人的“塑造”作用的話，對于使用漢字的人來說，電腦打字的這種“塑造”作用恐怕會更突出、更明顯。這種情況不能不讓人深刻意識到：“我們塑造工具，然后工具塑造我們。”（上述引文見尼古拉斯·卡爾：《工具的麻木效應》）我們在獲得某種便利的同時，也往往意味著失去某些可貴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