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當代中國作家的作品，如果跟蹤式地讀，一直關注某位作家的創作情況，就會有一種感覺：很多作家人到中年、功成名就之后，創造力就顯得有些衰退。作家閻連科曾從切身感受出發，認為作家“成名成家之后”，隨著早期生活經歷寫盡，加上人到中年生存境遇改善，與現實生活的距離日遠，寫作便隨之陷入一種“中年危機”。閻連科所談的也許只是個人體驗，其實深陷“中年危機”的遠不止他一個。這種“中年”一過創造力便衰減的例子在當代中國作家中不勝枚舉，這與列夫·托爾斯泰、歌德等國外作家那種老而彌堅的創作表現形成了鮮明對比。

　　近讀莫言作品，亦有同感。榮獲茅盾文學獎的《蛙》被認為是他近年的代表作，但實際上《蛙》并沒有超越莫言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作品。顯著的變化似乎只有語言，平實易懂的語言表現出了一種返璞歸真的氣象，但是作品的主題思想卻并沒有明顯拓進。聚焦社會問題是近二十多年來中國小說創作的主流，《蛙》的長處在于切進了當代社會生活，不足之處則是未能從歷史、文化、人性等宏觀視野拓展其思考。莫言之前的作品《紅高粱》、《豐乳肥臀》其實是具備這種思考的，但如今這種思考卻似乎沒有煥發出應有的光彩。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當代作家們的“中年危機”？又該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閻連科提到了作家與生活的距離。其實，作家與生活保持切近的距離固然很重要，但有一點也必須承認，不管從主觀意愿還是從客觀條件來說，讓作家回到從前那種與生活親密無間的狀態著實有點難以辦到。所以，除了盡可能拉近與生活的距離外，還需要尋找其他更切實、更有效的方法和措施。這種方法和措施，可能并不一定非要從調整作家與外部世界關系的角度入手，而可從作家自身精神調整的角度入手。

　　首先，我認為當代作家需要準確定位自己的寫作立場。當代社會的發展日益復雜化，作家的寫作往往無法回避對社會歷史做出分析、判斷，而任何分析、判斷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立場上的。一旦沒有立場或失去立場，作家便有可能在復雜的社會歷史面前陷入迷惘。當前，我們的某些作家在創作中疏于關懷活生生的、具體的“人”，疏于貼近到現實的生活，由此導致的結果就是，在表現人道關懷和人性體察時，有時會顯得膚淺與幼稚，許多的“民間敘事”最終都簡單地變為了“苦難文學”，作家關注歷史卻無法透視歷史，于是只能漂浮于“苦難”的表象之上。事實上，當代文學中出現的“粗鄙化敘事”、“暴力敘事”等不良寫作傾向，從根本上看也都與作家關懷“人”的立場欠缺有關。

　　其次，作家還要提高對社會歷史的分析能力。當代一些作家慣于憂患社會、歷史，但卻往往缺乏對社會、歷史進行深入分析的能力。比如說，社會轉型是當代文學最富挑戰力的“課題”之一，“社會轉型”作為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所激起的矛盾、痛苦、振奮、焦慮，需要進行認真的研究與分析，對之的文學表現也遠非單純的一兩個詞語所能概括。作家們若要真正發掘它背后復雜而豐富的內涵，就必須具備良好的對社會歷史進行分析的能力，可惜這種分析能力恰恰是大多數當代作家所不具備的。其實在現代文學時期，以茅盾的《子夜》為代表的社會分析小說曾具備這種素質和能力。《子夜》重理性、重分析的氣質，實際上是重意象、重象征的中國文學所一直欠缺的。可惜的是，這筆寶貴的文學遺產后來并沒有得到很好的繼承和發展，新時期以來的文學對茅盾那種質樸、剛健的現實主義文風也鮮有繼承。

　　無論是對人的關懷，還是對社會歷史的分析，概括說就是兩個詞：“悲憫”與“理性”。兩者的結合，增強的將是作品的思想性。當把這種思想資源引入創作，必能為才情衰竭的中年作家注入更多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