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自創立以來一直爭議不斷的《文學報》“新批評”專欄，因刊發了評論家李建軍的長文《2012年度“諾獎”〈授獎辭〉解讀》而再度惹來非議。先是《收獲》雜志執行主編程永新表示“罷看《文學報》”以示抗議，接著該雜志編輯部主任葉開以“批評的底線”為名，對李建軍的重頭文章及“新批評”欄目進行批評。姑且不論“新批評”所倡導“久違的”“唱反調”的文學批評，給死氣沉沉的文壇所注入的“一絲活力”是否具有現實意義；也不論事件的“導火索”——李建軍文章對“授獎辭”的解讀有沒有點到實處，單就其批評姿態而言，他對莫言小說的評價，確實包含諸多過激的言論，但將其指責為“巧立名目、杜撰莫須有罪名加以棒殺”的“‘文革’檄文”，則未免有些言過其實。

　　作為喧鬧時代的眾多聲音之一，即便是雄心勃勃地以“真誠、善意、銳利”相號召的“新批評”，也只能獨守寂寞一隅，默默把玩著迷離的紙上游戲，雖看似熱鬧，卻終究被隔絕在公共生活之外。本來莫言獲獎該是當代文學重返公共生活的一次契機，然而這次文學界內部的“互掐”，則實在有失斯文和體面。

　　有意思的是，此次“口水戰”并不是在習慣意義上作家和批評家這對矛盾共同體之間展開的，《收獲》雜志有關人士的介入反而成為熱點。作為國內口碑極佳、最具影響力的文學雜志之一，《收獲》毫無疑問能夠代表當今純文學的標尺。一直以來，《收獲》也被認為是“中國當代文學史的簡寫本”。既是如此，其所登作品理應更能經受得住各方的批評才是；既然有人發聲，就必能代表一些人的想法。而從學理的角度來看，李建軍的文章并非一無是處，甚至有許多觀點還是切合實際的。莫言小說在其“偉大”之外，顯而易見的問題并不能因其獲獎而假裝視而不見。

　　表面上看，程永新和葉開瞄準的是“新批評”的所謂“不良風氣”，認為他們是“博眼球的謾罵”和自我炒作，并以堅守批評底線的名義，倡導一種積極健康的文學批評形式。然而，他們的言論只是停留在觀念層面，更多只是意氣用事的成分。反觀程永新的微博，倒是能從他提到的幾部小說中看到其更為隱在的憤怒緣由。比如《天香》《古爐》等，這些都是《收獲》雜志近期刊發的作品。或許在他看來，“新批評”似乎是在揪住《收獲》不放，“不負責任”地批判而有意為難。這種“刁難”是對《收獲》編輯文學鑒賞力的攻訐，更是對作品本身的詆毀，而至關重要的是，擔心這種“負面曝光”會對雜志的銷售鏈條形成侵害。

　　文學中人一方面倡導創作自由，另一方面卻不允許批評家自由地發聲，豈不謬哉？竊以為，批評的權利應獲尊重，批評的效果和有效性則應交給時間檢驗，交給文學共同體里的大多數人來檢驗。“新批評”和對“新批評”的批評，均應秉持如此理念。上綱上線的批判，不僅無助于優良批評風氣的形成，也容易造成文學界內部的緊張和分裂，使原本就極為狹小的文學共同體更加狹隘。